明清时中国沿海海盗行为是华人早期的移民一种模式

　　“苦力”所受的灾难，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宽容与怜悯，而是迎来更大的敌意与排挤。大量华人进入北美地区，始于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正是在这现实利益的争夺中，广大华人遭到了长达近一百年的残酷排挤与迫害。“对华人的这种正式的结构性排斥，即既不允许新移民进入，又对已经进入北美的华人横加迫害，一直延续到1943年，只是在那之后，排华行为才开始(慢慢地——原注)有所收敛。”(208页)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制造了长达百年的排华风潮，是什么原因让广大华人遭遇如此严重的苦难?

　　无可否认，大批外来“苦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势必给其他来源的工人群体带来竞争的压力。而被迫接受低下待遇的华工，在事实上反而成为资本家盘剥与削夺其他工人阶层待遇的“帮凶”与“工具”，不可避免地引发来自当地工人阶层的愤怒与反对。忍辱负重，超常付出又缺少抗争，恰恰成为华人劳工受到排挤与仇视的根源。这也就是华人“苦力”在入居海外之后所面临的更大的困惑及悲剧。这是何等苦涩的“领悟”!“排华风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风起云涌，进而浊浪滔天的。孔飞力沉痛地指明：“奴隶制的邪恶之处，在于它玷污了那些受害者，因此，一旦那些华人的处境与奴隶制多少沾上点边，他们也就成为被玷污了的群体了。”(214页)万恶的“苦力贸易”给广大中国海外劳工带来了不仅是惨绝人寰的“地狱之旅”，更为他们日后的人生与人格上烙上了耻辱的印记。这种耻辱烙印竟然成为北美日后排华风潮的依据。北美各地排华风潮出现的前后时间，恰恰与苦力贸易持续的时间相吻合。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帝国主人制造了万恶的“苦力贸易”，同时也是百年“排华潮”的真正元凶。殖民帝国主义的罪孽竟然最终由广大的华工来承担。

　　孔飞力指出：“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最终通过排华法案的决定性动因，源于白种人工人队伍日益上升的敌意，它直接影响到加利福尼亚的州政治，并延伸至全美国家层面。”(209页)与华人对抗最为激烈的，恰恰是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劳动者。因为“华人主要与下层白人劳动者大众发生直接竞争。事实证明，华人参与工作机会竞争而引发的矛盾，甚至比当年华人因为参与淘金而引发的敌意，还更加严重”(209页)。而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华人的困境与灾难也达到了极致。华人成为白人工作的“致命威胁”。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白人工人的无理取闹。在客观上，“华人被认为可以在极低的水准下生活，他们所能够接受的工资水平是任何白人都无法接受的”(211页)。也可以说，在白人看来，华人可以忍受“奴隶式”的待遇与压迫，具备了“奴隶化”的人格，在本质上就是“奴隶”了。在这种状况下，“反华”与“排华”风潮，竟然可以视为“反对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了。“反华”与“排华”也由此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或“法理依据”。

　　在海外移民史上，这种貌似荒唐却又不得不令人冷静思考的真实情形，也是孔飞力在《他者》一书中最为精彩而深刻的阐发之一：“排华运动的支持者们认定的一个‘事实’是：华人移民的迁移过程与奴隶贩运相去无几，而且，华人也必须完全从属于其主人。因为绝大多数华人都是被迫离开家乡的，因此是丧失了自由的人，因为没有自由，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被逼为奴了。诸如此类的话语充斥着当时的排华叫嚣。”(214页)在西方人看来，忍受非人待遇而不抗争，是“奴隶”的可耻标志，是千夫所指的“恶德”。华人遭受“排斥”与“迫害”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甘愿接受“奴隶”般的待遇，带上了耻辱性的人格标签，进而严重威胁到整个美国工人阶层的生存处境。在这种状况下，排斥华人，又成为美国工人阶层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以及争取自身权益斗争的一部分。

　　这正是广大华人在海外所面临尴尬而痛苦的处境。一味指责白人工人阶层的无情与冷酷，似乎无济于事。争取平等而合理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其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这些权益的本身，更在于争取起码的社会地位与做人尊严。而这种争取与奋争，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不是单单关乎华工阶层自身的权益。这让我们也深切领悟到广大华人移民迁徙到海外，要适应的是，不仅是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更要适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对立乃至对冲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