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中国沿海海盗行为是华人早期的移民一种模式

　　非暴力的抵制，就是无法阻挡的民间自发的海外移民潮。孔飞力同样着重强调了沿海生态环境与海外移民之间的关联：“这一地区的生态迫使当地人必须依靠海上贸易，以弥补农业耕地的不足，从而也就使任何禁海令与移民禁令在当地几乎形同虚设。”又“有史以来，但凡饱含民众需求的事物，都不可能指望通过一纸法规就能加以禁止”(19页)。可以说，海外移民作为中国近现代移民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事实上，就是对禁止自由迁徙法规的反对与抵制。从这种意义上讲，海外移民史的五百年，与其说是走向开放以及逐步与世界融合的五百年，倒不如说是中国普通民众争取自由迁徙权益的五百年。

　　当然，我们更为关切的是，在近现代史上，在国内饱受官方迫害与排斥的华侨到了国外之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孔飞力十分客观而明白地指出：“那里的政治权力几乎都掌握在殖民者或当地王公贵族手中，任何阶层的中国人几乎都没有染指权力的机会。”(17页)这正是广大华人华侨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在《他者》关于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研究中，孔飞力提出或运用了不少新的理念进行分析与说明，如“殖民机制(模式)”、“殖民等级制度”“生态环境”、“亲缘群体”、“海外移民商业网络”等等，这是以往华人史研究中较为少见的。对东南亚移民社会变迁中的“殖民模式”、“殖民等级制度”问题的分析，无疑是《他者》一书的一大亮点，可谓孔飞力研究成果的“重中之重”，其中涉及华人在当地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也涉及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的“屠华惨案”问题。

　　对海外移民史上屡屡发生的“屠华惨案”，孔飞力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力求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揭示事实的真相，试图从殖民机制以及殖民社会制度中寻求答案。我们知道，尽管逃离国内法律的追究与责难，在迁居地上，广大华人大多主动放弃了对政治权力与政治地位的主观诉求，也没有参与当地殖民管理的主观故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能够脱离或不参与到当地殖民管理体制之中。孔飞力十分尖锐地指出：“许多中国人是因为经济原因而移居东南亚，然而，只有在当地统治者能够从他们身上获得利益时，他们才能在当地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欧洲殖民者开始接纳华人，正是看到利用华人，他们可以攫取更多的利益。而经过长期经商，已经逐步掌握当地经济权益的华人，也就不可能不参与到当地的殖民体系之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早期的殖民机制中，侨居当地的华人就成为殖民当局不可替代的左膀右臂”(51页)。因此，在当时的“殖民等级制度”中，华人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尽管在政治上，殖民体制并不属于‘他们’华人，但是，华人渐渐将重要的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参与对它们的管理。身为华人，他们是二等公民，屈居于殖民者之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位居由当地土著民族构成的三等公民之上。”(52页)虽然不是主观的殖民者，但却在客观上成为欧洲殖民者的“帮办”与“助理”。由于掌握了重要的经济权益，华人又成为具有某些特殊权益的“二等公民”。孔飞力提出的“二等公民论”，恐怕是以往中国研究者所没有透彻地揭示，或不愿承认的，应该为我们理解东南亚华人的真实境遇提供启发与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