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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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皇权国家的成人礼，通常都需要达成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另一个是财政的国家化，中央政府必须要能够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当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仓皇诞生时，这两个条件它都难以具备。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在开封城下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宋高宗想要赏赐大臣，竟然连一匹完整的马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干脆折算成钱，赏赐“半匹”。所以，从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开始，努力完成这个成人礼，就一直是执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群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人的进攻。
提出这一建议的背景，是当时的宋高宗手里，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更没有财政收入能够支持他组建军队。所以，李纲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的抗金武装、以及流落在外成为盗匪的残余北宋部队收编起来，以他们来组成国家的基本军事力量。之所以选择恢复藩镇体制，也是无奈之举，朝廷没有钱可以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们成立藩镇，自由收取赋税来自给自足。
可惜的是，李纲的这一建议，与高宗发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冲突。高宗始终坚持恢复北宋的“禁军”体制，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绝对不能容许藩镇的出现。所以，这个政策流产了，李纲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无名小辈岳飞，在这期间第一次上书给皇帝，对朝政大肆批评。他洋洋洒洒写了一份好几千字的《上皇帝书》，对朝廷的政治风向却两眼一抹黑。他在《上书》里极力想要说服高宗坚决以武力恢复故土，却连谁是自己的政敌，谁是自己的同盟也分不清，竟指着当时南宋政权内最大牌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奏章的主旨也一团乱麻。稍后于岳飞的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曾读到过岳飞这份《上皇帝书》的原文，结果却没读懂，“不知所论何事”。
史学家们很轻易地原谅了岳飞。说他“作为一个偏禆，不了解朝庭争议内幕”(王曾瑜《岳飞新传》)。当然，这种开脱并没有错。只是因此而忽略岳飞性格中的浮躁、轻脱，恐怕也不见得客观。一个小小的偏将，对朝政一知半解，却敢于动辄写上好几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书》，勇气固然可嘉，但这样浮躁、轻脱的性格，却绝非个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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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李纲，继续促成这场成人礼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日后遭人唾骂的“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他们和宋高宗一样对藩镇体制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间军队，也不再招降盗贼。而是从这些民间军队和盗贼军团当中，挑选出那些优秀的士兵，来组建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也就是所谓的“御营军”。
在组建这支御营军之前，南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只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来演变成了南宋的四川军团;另一支则是老将宗泽统帅的开封军团。御营军将是高宗能够独立指挥的第一支军队。
御营军没有组建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7129)，终于彻底分裂为三股力量。一是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二是韩世忠的御前左军，三是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离出去之后，御营军虽然继续存在，但却基本上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所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都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也和岳飞一起，被视作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韩、刘、岳这四支军团中，唯有岳家军不是从宋高宗的御营军中演变而来。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与岳飞日后的命运，也难免有些关系。
在岳飞部队独立成军的过程中，也不难见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谐因子。
建炎元年，岳飞隶属于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王彦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过黄河北进，岳飞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后，王彦军迅速攻占了新乡城。金军误以为是宋军主力来犯，遂调集重兵围截王彦军，王彦不得不退守共城。
在共城，岳飞与主帅王彦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岳飞主张速战速决;王彦则主张坚守待援。结果，岳飞一气之下，竟脱离主帅，独自率军离去。
对于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宋史.岳飞传》当中做了严重的歪曲：“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把攻取新乡的功劳一股脑儿全算在了岳飞的头上，还把大名鼎鼎的王彦贬低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懦夫。但这种篡改并不彻底，在《高宗纪》、《王彦传》等地方都露出了马脚，《三朝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等书更详细记载下了此事的原始本末。
离军出走的岳飞，最后又回到了老上级宗泽麾下。按军法，“背军走者，斩”，但宗泽觉得岳飞可算一员将才，留下不杀，督促他戴罪立功。
岳飞的冲动，以及强烈的领导欲，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得很充分。这种冲动和领导欲，日后还将在许多事情上面一次次地浮现出来，并伴随着他的一生。
许多年以后，岳飞已经成为南宋荆襄军团的最高统帅，驻屯在襄阳防御金军。一代名将王彦，则早已从武将转型成了文官，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当朝廷委派他去襄阳担任知府和京西南路安抚使的时候，王彦却宁肯辞职，也不愿与岳飞再在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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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一直孜孜于编组出一支由自己全权指挥的中央军，但却始终未能如愿。相反，跋扈的军阀们却提前给了他当头一棒。
那是在风声鹤唳的建炎三年(1129年)。当时金朝的对外政策是彻底消灭南宋，并抓住宋高宗。当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宋高宗仓皇走上逃亡之路，“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没有一个大臣随行，也没有一支部队护卫。
事实上，此时的护卫部队早已是人心浮动。三月份，杭州唯一的护驾军队果然发生了叛乱，他们逼迫宋高宗退位，并传位给三岁的皇太子，又请出了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隆祐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金人宣布要捉拿宋高宗，叛军们一致决定把宋高宗交出去。叛军首领苗傅、刘正彦，原是宋高宗御营军中的统领。这场叛乱，史称“苗刘之变”。
没有值得信任的军队，依然是这个国家未能成年的最大瓶颈。
宋高宗很快得以复辟。新宰相范宗尹也很快就提出了新的整顿军事的建议。这位三十三岁，自汉唐以来少有的年轻宰相，建议皇帝再次考虑实行藩镇体制。既然满地都是割据一方的匪盗，朝廷又无力征讨他们，倒不如顺水推舟，给予他们藩镇的资格。说白了，也就是招安。
和李纲的藩镇政策有所不同，范宗尹所提出来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南宋政府的长远目标，仍然是重建一支直属皇帝的庞大的中央军。
在范宗尹招安匪盗的政策出台的同时，岳飞却正面临着成为匪盗的危险。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军团首领杜充突然投降，隶属于杜充的岳飞无家可归，开始向南流亡。许多岳飞的同僚纷纷就地转化为盗贼。前来邀请岳飞“上山”入伙者，也络绎不绝。
岳飞的这段流亡经历，对“岳家军”的成型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岳飞一直是国家体制内的一名士兵或者将官，不具备独立性。杜充的投降将岳飞从国家体制内剔除了出去。当岳飞终于结束这段流亡生涯，再次回到体制内的时候，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彻底变成了“岳家军”，具备了强烈的个人私产的味道。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参与了收复建康府的战役。趁金军主力在建康府江面与韩世忠水师激战之际，岳家军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接连战胜金军余部。收复建康府，使岳飞受到了朝野的瞩目，终于由一名默默无闻、无所归属的“游军”将领，重新回到了体制内，并有幸得到了宋高宗的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