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开国民党大会时 主席台上坐着哪位中共特工

　　上线被捕

　　“嗒、嗒嗒、嗒”，这是上线与沈安娜夫妇约定的敲门暗号，每次暗号响起，便是情报被取走的日子。194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又是约定取情报的日子。可这一次，他们的上线徐仲航却迟迟没有出现。

　　按照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上线与下线都是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处，下线沈安娜夫妇却不知道徐仲航的地址，他们无法联系他，更不准擅自去找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按捺下焦虑不安，静静等待。

　　一连几天过去，没有等到徐仲航的回音，沈安娜却在中央党部等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小特务，他们在楼下指名道姓要找沈琬。

　　此时的沈安娜已经不是初入虎穴时的小丫头了，她听说对方身份不高，故意摆出国民党官场“资深职员”的架子请收发员传话，不认识这两个人，如有公干，请他们找机要处长。两个小特务一听，态度客气了许多，再三请收发员传话务必请沈小姐见面一谈。沈安娜料想对方没有可靠证据，便决定见一下，趁机摸一摸情况。

　　果然，两个小特务见到她，马上拿出一封信，问道：这信是沈小姐写的?沈安娜看了一眼，的确是她前几天写给徐仲航所在的“正中书局”的试探信。不过，若只在信上做文章，倒也难不倒她，对外，她和徐仲航都是国民党机关职员，在信中也只提了借钱给孩子买药的私事儿，这并不是什么要紧把柄。

　　于是，沈安娜爽快地承认，两个特务却按捺不住了，唬道：徐仲航是共党，已经抓起来了，你跟他借钱，难道是他要收买你?持有“特别党证”的沈安娜也算是国民党机关的骨干速记员了，她当即装作更加气愤的样子：我孩子生病向朋友借钱算得了什么?凭这几个钱就想收买我吗?

　　两个小特务果然被镇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沈安娜反守为攻：人家堂堂正中书局的处长，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党?这么一激，其中一个特务马上露了底，说徐仲航抽屉里全是反动书籍。沈安娜一听心里反而踏实了，这就好办了，书局里有各种书籍太正常了。

　　下班后，她与华明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藏在竹竿里等待徐仲航取走的情报烧掉，清理家里所有的速记资料、进步书籍甚至可能引起麻烦的个人信件。

　　尽管如此，沈安娜还是没能完全躲过国民党的怀疑。从未私下往来的同事会突然到她家里“看孩子”，有一天，一个新来不久的同事还特意走到沈安娜办公桌前大声喊“徐仲航被枪毙了!”还好，她知道对方没有确凿证据，一直处变不惊。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沈安娜夫妇最终没有暴露，但他们内心的煎熬却一点不少。他们不知道对自己工作和生活都关爱有加的徐仲航大哥是否还活着，他们与党组织再次失去了联系，而文章开头那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

　　在很多热播的谍战剧中，情报员尤其是所谓的“美女情报员”，从来都是光鲜亮丽地周旋在舞厅、高级餐厅和豪华套房中，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类似沈安娜和华明之这样的“小职员”，在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战时，常常连饭都吃不饱。

　　徐仲航被捕的这一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女儿华克放两岁多，小儿子华庆新不到1岁。华明之在给好友哈泽民的信中写道：“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练……安娜失眠，半夜之后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汇流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6年，在重庆长到6岁的华克放，儿时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天充饥的“藤藤菜”，还有遍地乱跑饿得跟人抢食的大老鼠。

　　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沈安娜和华明之并不是最难熬的，他们最痛苦的是大量的情报无法传递出去。反反复复地获取情报、密藏起来、等待时机，情报失去时效后又无奈地销毁，眼睁睁地看着数不清的情报在自己手中化为灰烬……

　　其实，沈安娜夫妇的住处与当时驻重庆的“八办”并不远。他们住在上清寺街，距离“八办”所在的红岩村，只需步行半个多小时。可是，他们却不敢贸然前去。徐仲航还没有消息，万一敌人在“放长线钓大鱼”，冒失地找到“八办”，不仅会暴露自己，还会使“八办”领导机关受到牵连。

　　他们只能远远地眺望“红岩”，四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耐心等待，就连国民党中央机关为他们换个大房间的提议也不敢接受，生怕组织派来的人找不到他们。

　　晚年的沈安娜曾经回忆这段岁月，她说，1942年秋至1945年10月，“这三年是我和老华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

　　所幸，随着抗战胜利，沈安娜夫妇终于盼来了组织的声音。1945年10月的一个晚上，久违的敲门暗号响起，沈安娜和华明之几乎不敢相信，辨别许久才打开家门。门开处闪进一个人，居然是他们曾经的老领导吴克坚，盼了三年的沈安娜哽咽着喊了一声“老吴啊”，就再也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