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开国民党大会时 主席台上坐着哪位中共特工

　　千里寻党

　　药水风波后，组织上也觉得沈安娜同时负责拿情报、送情报不够安全，王学文决定由沈伊娜兼跑交通，去杭州取情报，沈安娜只当情报员。伊娜在沪杭之间跑了几个来回后，实在忙不过来，加上一个女子常在外奔波有所不便，便换了华明之指导、联络安娜的工作。

　　这时，华明之正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根据中央特科王学文的指示，他暗中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获取了不少红军长征的相关动向，还利用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箱自取的便利条件，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

　　接到新的任务后，华明之就常常在节假日清早乘火车去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杭州街头的咖啡馆，西子湖畔的春色里，都有他和沈安娜的身影。在旁人眼中，俨然是一表人才的华明之正在热烈追求沈安娜。谁也想不到，浪漫的“约会”其实是传递情报的掩护，而一次次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也成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催化剂。

　　1935年秋天，经过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华明之辞去了上海的工作，考取了浙赣铁路局的会计。继沈伊娜和舒曰信之后，另一对夫妻情报组诞生了。

　　华克放将父母的默契配合称为“流水作业法”。母亲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父亲华明之在后台，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

　　一年后，沈安娜生下了大儿子庆来，华明之的母亲来到杭州照顾孙子。紧张的情报工作之余，一家老小四口难得地过上了外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温馨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地积聚在上海、杭州一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要跟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转移，等待组织的联系。战火纷飞，夫妻俩不可能带着不满两岁的庆来和年迈的老人长途奔波，只好与亲人别离。1937年年底，杭州沦陷前，浙江省政府搬到了金华，接下来，省政府还计划往深山撤离，浙赣铁路局也有继续西撤的打算。此时，沈安娜和华明之工作中接触的多是紧急撤退电文，已经没有太多具有情报价值的内容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同中共上级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

　　眼看与组织断了线，两人实在不甘心。终于，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夫妻二人马上决定：到武汉去找党!

　　他们进行了默契的分工，工资稍高的华明之留在工作岗位，维持两人的基本生活，沈安娜请长病假，只身踏上千里找党的艰难路程。

　　1938年5月，经过江西上饶、南昌、湖南醴陵、长沙，沈安娜终于抵达武汉。可是，那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口多达100多万，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组织，谈何容易?沈安娜从事的是秘密情报工作，也不能贸然前往公开的“八办”去寻人。无奈，沈安娜只好一边参加读书会、歌咏会、演剧队等爱国青年运动，一边在街头徘徊。

　　这天，她正在马路上走，远远瞧见对面走来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仔细一瞧，竟然是华明之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鲁自诚。沈安娜顿时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鲁自诚的帮助下，她很快在“八办”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而更让她惊喜的是，董必武和周恩来交给了她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来，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领导”、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现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

　　第二天，沈安娜特意换上一件见客人时才穿的旗袍，按照董必武的吩咐找到了朱家骅。朱家骅本来就对这位工作勤恳的“老部下”印象不错，见她千里迢迢找来武汉要“为党国效劳”，马上表示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随后，他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机要处，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这可把沈安娜难住了，能自作主张加入国民党吗?她略一思索，想起董必武、周恩来交代的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非常重要，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吗?”朱家骅一听，痛快地吩咐秘书，给沈小姐办特别入党。

　　后来，沈安娜才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在国民党内部，但凡持有带“特”字的党证，就会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这样一张党证，无疑又为沈安娜的潜伏增加了一个护身符。

　　如此顺利地“打入”，沈安娜倒是没想到，单纯的她还为“特别入党”的事情别扭不已，还是董必武开导她，国民党员的身份是为了取得信任，是忍辱负重，她才如释重负。

　　等待“特别入党”手续期间，华明之也来到了武汉。没几天，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搭乘国民党的轮船驶向了重庆。在山城重庆，夫妻二人开启了最艰难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段战斗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