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开国民党大会时 主席台上坐着哪位中共特工

　　沈安娜暴露了?

　　沈安娜，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世族大家，从小在私塾念书识字、诵读诗书，后来考上了泰兴初中。这样一位衣食无忧的大家闺秀，最顺理成章的命运本应是嫁人、生子、照顾家庭。只不过，性格倔强的沈安娜打小就是个有主意的人。

　　1922年秋天，7岁的沈安娜被沈家老宅的当家人大伯母强行裹脚，一家人都不敢吭声，倔强的她却在半夜自己拿剪刀剪开了裹脚布。大伯母生气地叫人再缠，沈安娜又趁半夜“解放”了自己的双脚。几次三番，大伯母竟放弃了，小小的安娜抗议成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到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同时为了帮姐姐沈珉摆脱包办婚姻的压迫，沈安娜主动陪姐姐离家出走，前往上海。

　　两姐妹坐着原始的交通工具鸡公车，吱吱呀呀地走了一整天，又乘船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换乘火车，终于到了繁华的大上海。姐姐找到了一家“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前身)住校，插班读高二，沈安娜却错过了准备报考的南洋商业高级中学招考日期。她不甘心，找到教育主任毛啸岑，现场研墨构思，写成了一篇题为《求学》的作文。字迹娟秀、文风朴实的文章一下子打动了毛先生，沈安娜不仅被破格录取，还被特批减免三分之一学费。

　　17岁的沈安娜没有想到，一篇作文打通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她更没有想到，就在毛啸岑先生的家里，她将遇到改变她一生的革命和爱情伴侣——华明之。

　　1934年春节，沈家姐妹没有路费回泰兴老家，留在上海，一日冒着冷雨去给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一进门，两姐妹便发现毛先生家里还有两位男生，这便是已经毕业的舒曰信(时用名庸之)和比沈安娜高一级的华明之(时用名家骊)。四个年轻人一见面，彼此印象都不错。沈安娜记得第一次见到的舒曰信“一看就是个胸怀大志之人”，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那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舒曰信在半年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华明之也在不久后的1934年夏天入了党，随后，他们的关系被转入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这时的上海中共地下党，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1931年，由于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威胁。1933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共产党员就有六百人左右。仅1934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被严重破坏了四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舒曰信和华明之加入了逆境中的中央特科，很快，沈家姐妹也在他们的引导下，为中央特科注入了年轻的新鲜血液。

　　那是1934年夏天，华明之高三毕业，考进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无线电台，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的伪装职业。而才读完高二的沈安娜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从南洋高商辍学，为了学一门谋生技术，她报名去了学费较低且只需半年即可毕业的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所谓“炳勋速记”，是曾留学美国的杨炳勋参照英文速记基本原理，用“以音为主不以字为主”的原则设立的中文速记方法。当时的中国流行好几种速记法，除了“炳勋速记”，还有“张才速记”“汪怡速记”等，各家自成体系，互不相通。

　　说来也巧，就在沈安娜毕业前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校长杨炳勋便挑选了成绩优异的沈安娜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实习，并告诉他们，一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将从三人中择优录取一人。战争年代，这可是许多同学趋之若鹜的“铁饭碗”，可沈安娜一开始却不大乐意。

　　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影响下，她已经偷偷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有了朦胧的革命意识。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告诉记者：“母亲想凭技术当一名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或者做一名职业革命者，她觉得进省政府是去衙门伺候官老爷，不舒心!”因为南洋高商的同学中有不少早早成名的电影明星，年轻美丽的沈安娜还想过去拍进步电影。

　　就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华明之和已与沈珉结为夫妻的舒曰信请示上级后告诉她：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应试浙江省政府的速记员职位，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做情报工作，你怕死吗?沈安娜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两位学长都是报纸上常常见到的“共产党”。刚过完19岁生日的她对情报工作完全没有概念，还问了一个看似幼稚的问题：情报工作是不是革命工作?得到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肯定答复后，她当即回答：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也是在这次改变命运的谈话中，沈家姐妹在舒曰信的建议下改了名字。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沈家姐妹都改成了苏联女孩的名字，姐姐叫“伊娜”，妹妹叫“安娜”。为了工作保密，她们对外依然用原来的名字。

　　1934年冬天，速记专业学生沈琬带着绝密使命，直奔杭州。她没有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却成了革命工作中一位演技绝佳的“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