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愿以蒋经国交换被捕特工被蒋介石拒绝

2017-02-27 11:30 来源：男人屋浏览次数：编辑： xiaolai

　　核心提示：共产国际和苏联再三阻止蒋经国回国，当时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营救牛兰时，蒋经国派上了用场，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质子”或“人质”。

　　“牛轧糖”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事情发展至此，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契卡”(苏联情报组织)，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3月出生在乌克兰，一战期间被送到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担任芬兰团的政委，十月革命时曾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他被推选参加“契卡”, 成为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牛兰携带大量现金，先是以经商为由到欧洲“漂白”身份，其间来过上海经商探路。1930年3月，牛兰带着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重返上海。

　　此前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由海参崴迁至上海。经盛鸿告诉记者，共产国际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各国情报人员视作自己的乐土。”

　　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亚·玛依仙珂，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数理逻辑的教师。她极富语言天赋，精通法、德、英、意等多国语言，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她与牛兰在维也纳结婚，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吉米。由于隐蔽工作的需要，牛兰夫妻从不在吉米面前讲俄语，只说德语。吉米的国籍是德国，也说一口纯正的德语。

　　牛兰在上海的一个公开职务，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这是1927年成立的一个公开的国际工人组织，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1930年迁入上海，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尤以中国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工作。

　　此外，牛兰还在上海开了好几家商铺。当然，商人的身份只是掩护，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牛兰夫妇就像是现实版的《史密斯夫妇》。他们二人的特工经验异常丰富，同时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过若干假姓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

　　上海英租界巡捕把牛兰夫妇和儿子吉米，以及保姆都关进了牢房。他们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多次审讯，但牛兰只承认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机构的秘书，其他的一概拒绝回答。警方为了坐实牛兰是共产党，决定从他俩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明他俩真实的身份。

　　从现今还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原公共租界牛兰案审讯笔录来看，当时，比利时领馆否认了牛兰夫妇比利时护照的真实性，瑞士领馆对牛兰夫妇的瑞士籍不置可否，德国领馆对他俩的德国国籍确认无疑。而他俩年幼的孩子吉米，除了德语，不会说其他任何语言，这个“乌龙案件”让英国人一头雾水。

　　更令租界警方想不到的是, 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拍来电报, 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甚至在全球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

　　英国人压力很大。当时的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租界巡捕房对牛兰夫妇这样的神秘人物早已见怪不怪。按照当时公开或者隐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规则”，找不出证据证明牛兰夫妇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人士，巡捕房就只能放人。

　　偏偏就在租界巡捕抓住牛兰夫妇的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也在追查着牛兰——刚刚抓住了顾顺章的国民党中统局。

　　就在牛兰夫妇被捕前两个月，顾顺章在武汉被逮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就是那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向国民党和盘托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所有的秘密，幸而“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及时传出警报，中央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撤离。但是顾顺章掌握的中共秘密太多，还是给党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顾顺章不仅出卖了中共中央，还出卖了当时正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顾顺章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