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开国民党大会时 主席台上坐着哪位中共特工

　　情报富矿

　　1938年10月，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一办下来，朱家骅就亲自指示机要处长张寿贤，安排她成为了机要处的机要速记员。到了办公室，沈安娜惊喜地发现，机要处除她之外，只有另一名年长的速记员徐漂萍，并且，徐漂萍用的速记方法是“张才速记”，跟她自己使用的“炳勋速记”互不相通。这就意味着，沈安娜的速记稿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只有自己看得懂。

　　不过，她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更加保密，她又自创了一种速联符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个词组，原本需要几个符号表示，而用她独创的速联符号就只需一个符号。这样一来，即使别人找到炳勋速记教科书对照，也无法识别她的速记。

　　有了独一无二的“密码”，沈安娜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与很多人误以为她是蒋介石的速记员不同，沈安娜其实只是机要处一个级别不高的普通速记员，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务员。不过，职位级别虽不高，位置重要，沈安娜通过各种办法挖到了不少情报富矿。

　　华克放告诉记者，悄悄把会议速记稿带回家、到印刷股待销毁的废弃文件里“顺手牵羊”，都是母亲获取情报的常用办法。

　　比如，1939年初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这份秘密文件就是沈安娜从废弃文件中挖出来的。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沈安娜的第三个孩子华庆新刚刚出生，还没出月子的她虚弱得体重不足一百斤，但为了获取情报，她主动要求协助整理会议材料，并时不时到印刷股溜达。这一次，她获得的情报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

　　再比如，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为了准备次日和共产党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舌战”，每晚都要举行只有十人左右参加的小型秘密会议“党团会”，一向被倚重的沈安娜是指定的速记员。每天晚上，国民党委员都认真地就一些两党间争议的问题商议谁攻谁守，谁唱红脸，谁唱白脸，如何讨价还价，以及最后的方案由谁提出等。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沈安娜每晚十点多开完会回到家，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她每晚整理的会议记录都是一式两份，一份在第二天交给机要处处长，另一份早在凌晨时分已由华明之浓缩、摘要、密藏，经交通员之手，连夜送到了周恩来等人的住处，中共领导人甚至比国民党委员们还要早看到他们精心密谋的底牌。

　　常规的办法之外，沈安娜和华明之也从未放过偶然的机会。

　　1939年上半年，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要去中央训练团做报告，实际是讲中统局的特务组织概况、特务活动方法等。通常，朱家骅的讲稿均由心腹秘书杨公达亲自起草。这一次，杨公达想取巧找个人代劳。大概是看沈安娜可靠，于是，杨公达从中统局掌握实权的副局长徐恩曾那里要来一大堆绝密资料，然后挑选素材口授讲稿内容，由沈安娜整理成文，他再修改上交。

　　殊不知，杨公达的偷懒之举，却给了沈安娜天赐良机。尤其是那堆原始的绝密资料，比成文的讲稿价值可大多了。沈安娜悄悄留心，在办公室用速记符号将原始资料中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晚上回到家，再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给华明之整理。华明之的综合思辨和分析能力与沈安娜的机敏恰恰互补，他可以很快识别出重要却不够完整的情报。第二天，沈安娜就借口整理讲稿需要核实信息，告诉杨公达某份资料还要再看看。杨公达还以为沈安娜工作认真，精益求精，很快就把需要的原始资料调了出来。

　　几天下来，沈安娜赢得了杨公达更多的信任。有时，他甚至让沈安娜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翻阅中统局的绝密材料。不久，杨公达没费多大力气就完成了朱家骅的讲稿，而沈安娜和华明之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一份反映中统局特务机构组织状况和活动手段的完整情报。

　　还有一次，华明之在自己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厚厚的一大本，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番号，以及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等详细内容。这份文件的分量不轻，可是，当时获取情报的手段还很原始，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复印机，只能手抄，而华明之一人短时间内显然抄不完这么一大本文件。经过向上级密报，这一次他竟然在周六晚上悄悄把绝密文件带回了家，然后由上线取走送至“八办”，组织人力抄写，到了周一早上，绝密文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