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港台人心中的“中国观”：无法切割
40后：“选择了中国，就会和她并肩作战”
“这份工作给了我小小的自豪感，我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年67岁的单志明如今可谓香港商界的精英人物，多年来，他经常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为陆港两地发展建言。当他回忆起四十多年前为一家国产文教用品公司推销内地产品时，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这么说。
后来，单志明创业，成立了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1983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到了下半年，在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会谈期间，不甘心的港英政府趁机捣乱，香港一时人心惶惶，港股、楼价猛跌。彼时的单志明已涉足房地产行业，眼看资产每天在贬值，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最终，他选择相信内地政府，没有慌乱将股票低价抛出，“新中国一定可以力挽狂澜”。后来，随着中英谈判深入，形势逐渐明朗，乌云最终散去，他手中的筹码一下子增值。他说：“我相信选择很重要。我选择了中国，就会和新中国并肩作战。中国在不断发展，所以我一直在上升。”
单志明对内地的感情由来已久，而对于与他同年代出生的台北刘先生来说，他对大陆的想法经历了“大转弯”。刘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退休前是一名媒体记者。他说，跟他同年代出生的外省二三代有个相同点，就是在国民党政府“仇匪恨共”教育下长大，对大陆有一种害怕的心理。
刘先生说，在他上学和闯荡社会时，大陆被塑造成一个“黑暗世界”，所以当台湾开放探亲、他的父亲因思亲心切回到家乡福州购买住宅时，当时已工作的他仍不敢到大陆。“直到十年前我退休了，和朋友一起到大陆旅游，我才发现，‘哇，大陆的进步与发展与我过去五六十年的看法完全不同’，所谓‘共匪’也没有带给我一点压力与恐惧心理。”
刘先生后来每年到大陆旅游和探亲访友，“我发现大陆一年一个样，与此同时，我气愤从李登辉执政起，台湾的停滞与退步。我这几年走遍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发现大陆西北有的城市的建设甚至超过台北，原本‘台湾比大陆繁荣’的自豪感渐渐化为惭愧。”他说，他想过回大陆定居，但他无法割舍家中妻儿，“由此产生的难过与别扭难以言喻”。
60后：“自有意识开始，大陆于我就是如画山河”
“父亲出生于皖北，他1949年来到台湾。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几乎每天在饭桌上谈安徽和淮河的种种。对于十几岁离家的他来说，故乡似乎就是瓜果特别香甜，比台湾的好吃。”谈起对大陆的最初印象，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鹿忆鹿如此回忆道。她说，“我的‘安徽’是胡适、文房四宝、黄山的组合，这些似乎距离我很遥远，但在从小的文学阅读中，它们都有代表意义，是文化，是思想，是传统的象征”。后来，“我读乡下的一所中学，历史老师在上课之余常会分享他童年时期的北京小吃，所以我一直对北京小吃心生向往。”鹿忆鹿说，她年少时，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到西湖、桂林、黄山、泰山这些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自有意识开始，大陆于我都是一大片心荡神驰的如画山河，我迫切地想要真正了解”。
1988年，鹿忆鹿第一次到大陆，后来，每年会造访大大小小的城市。“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去过，山河的陌生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感”，她说，“二十几年来，看到了大陆的经济飞涨”。不过鹿忆鹿认为，伴随迅速发展，“感觉一些大陆人内心的沉稳正慢慢消逝，功利成分很多，喜欢强调物质”。
“台湾有改变，但很缓慢，对一项政策选择、决定困难，一件事拖拉很久;大陆是想干就干，尽管有时霸道，但效率很快。”经常往来两岸的台商王品杰这样总结，他是广东中山杰克魔豆连锁店的负责人。2000年他开始在中山闯荡，从早年背着咖啡机的“节俭创业”，发展到如今已小有知名度。在他看来，台商如果不跟大陆接触，就很难清楚知道当前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大陆的经济进步快于台湾”。
在香港从事广告设计的方女士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那时她在读大学。“那是一个寒冬，觉得市面很萧条。”她向记者细细回忆说：“当年我们只能用外汇券，去了友谊商店买东西。我记得光是一包12片装卡夫奶酪就80元。那时长安街中间没有隔离栏，街上没什么灯，我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车。”方女士总结她那时的感受是，“好奇多于好感，对于祖国什么时候能赶上世界的步伐，实在不抱乐观的态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到处兴建工程，感觉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但谈不上富裕。而到2000年，就有到过香港的内地同事跟我聊天，对我们的居所感觉不可思议，‘那么小怎么住啊’”。
随着与内地接触越来越多，方女士有时也体会到一些“文化差异”。上世纪90年代在内地工作，最让她头痛的是“大家对质量OK的标准不同”。另外，“内地人有时候容易掉以轻心，不够谨慎”。
虽然有“差异”，但方女士表示，“我喜欢内地朋友的直接与诚恳。而且内地人一般文学根基不错，知道很多典故和历史故事，跟他们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北京的出租车师傅会告诉你，长安街上的乌鸦是清朝的吉祥物。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是不会这样聊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