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粮仓”前苏联曾三次大饥荒 饿死之人数以百万
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说了斯大林不少好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设的强国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与张学良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乘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那里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253页。)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第260页。)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5页。)“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332页。)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