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曾自己动手“刮骨疗毒”的是哪位开国元帅？

　　核心提示：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

　　(一)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的集合。

　　长征时的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的故事等，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宗英等22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时，曾经有人问他，参加长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这是对信念的坚守。红军指战员们铁了心，就是爬着、跛着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这句“跟着走”，使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