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述：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

　　四 军人政治的发展走向及余论

　　季诺·杰尔马尼阐明了拉丁美洲军队与平民领导之间的关系：1.军队作为国家政策的决定者，2.军队作为一种具有否定性的压力集团;3.军队作为国家政治的支柱。在土耳其民主政治中，军队一直充当着国家政策的决定者和国家政治支柱的角色，很多情况下也作为否定性压力集团出现。军队一直以来是土耳其政治中的精英分子，军人集团相对独立于政党，使得土耳其军人能摆脱围绕着其他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冲突、焦虑和各种疑惑，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正如曼弗雷德·哈尔澎所说：“在文官政府中，腐败、裙带风、行贿等现象要多得多，而在军队中，一种民族使命感超越了教区的、地方的、经济利益的或者亲戚关系的考虑，军队对这些问题的界限似乎比社会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明确得多。”这一判断也适合于土耳其，军队除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之外，更多地关注土耳其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从制度层面讲，这也是因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强国家传统为军队设定的特殊角色。

　　二战后，土耳其在民主和人权等方面受到持续批评。尤其是1993年以来，土耳其政治家惊讶地发现欧盟成员资格不仅要求市场经济，而且在政治方面有明确要求。军方认为欧盟的要求不符合土耳其的现实，违背了土耳其的传统。因为凯末尔主义主要的担忧乃土耳其国家的完整，对此的威胁主要来源于库尔德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政党。而欧盟要求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与土耳其国家所追求的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形成一定的冲突。于是欧盟的要求被认为威胁到土耳其国家的安全和内部的稳定，再加上土耳其民众的“色佛尔”情绪，使得军队的态度在国内颇有市场。土耳其民众心目中的上述困境，充分表现在土耳其精英中支持改革、赞成欧洲派与强硬的凯末尔主义者之间的分野。土耳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对不同意见的不宽容，实际反映的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坚持和维护。然而在欧盟压力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处降格为咨询机构，“不再建议措施”而是“应邀表达自己的观点”，2002年以来的重大变化，使得政府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不再给予特别的关注或优先考虑，而是对其意见作出评价。正义发展党在2007年7月选举中的胜出，对土耳其究竟是祸，还是福，现在还难以定论。历史地看，土耳其军队在土耳其民主政治、尤其是社会稳定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于是传统的土耳其文官政府-军队关系就表现为社会与军队保持直接的特殊的联系，社会与政治和政治家的联系反倒处于第二位。这种关系在最近几年有所松动和改变。同时，由于军队对土耳其政治生活的介入严重损坏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阻碍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发展。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面对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中东不稳定的局势，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西方对土耳其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态度发生微妙的转变。欧盟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并非完全不反对军方的立场。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对“阿拉伯民主化困境”的担忧，在欧洲人看来，阿拉伯人将民主理解为“一个人，一张票，一次选举机会”，于是一旦有人通过民主的程序掌握了权力，他们就会破坏民主。这样的结果将会挑战该区域的稳定局面，挑战西方在该区域的利益。这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其邻国中执掌政权的担忧，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欧盟为什么没有对摩洛哥、土耳其施加很大的压力，使其完全符合自由、多元化的标准，土耳其民主化压力在冷战结束后骤然增大，对此也是一个间接的注解。可以预测的是，土耳其距离欧盟越近，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会越小，因为距离欧盟越近，土耳其的安全越有保障，军队存在的理由会大打折扣。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西方以及北约、欧安组织和欧盟需要充分理解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这种地位的历史成因。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行和衡量军队必须置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原则。土耳其民主政治未来得以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欧盟的压力和土耳其国家-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合理化，即在欧盟压力之下，集权国家的传统能否改造为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力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军队在热河国家中都不会失势，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至于它能否充当维新的工具，则取决于多种因素，而最重要的是军队对文官统治制度的全面看法。对土耳其而言，重要的是在历史给予土耳其的深层次规定性与多元民主之间达成平衡，在此基础上理顺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合理关系，理顺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