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如此之少

　　二、只有廓清历史真相，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1、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2、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

　　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领袖”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红卫兵“提线木偶”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详细]

　　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其动机未必一致，或出于阶级情感，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随大流，或出于纯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