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如此之少

　　近日，一则文革红卫兵在媒体上登广告道歉的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许多网友在赞赏此举的同时，也感叹这样的道歉实在太少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道歉的红卫兵却如此之少?

　　一、回顾历史，两类红卫兵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需要先明确：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

　　1、“保守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在文革中曾起到理性的“维稳”作用

　　学者徐友渔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绝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红卫兵，无疑就是“保守派”——“走资派”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词汇，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顾名思义，针对的是文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文革伊始，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文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反右”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地方省、市、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各种“官办红卫兵”，其造反对象，大致与“反右”相似。校长、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政治倾向的，是文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血统论”思潮。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这一类红卫兵，一方面是破坏者，怀抱着浓烈的“接班人意识”，以出身划线，严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个范畴;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对现存秩序，主要是官僚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维稳”作用，有过充分的肯定。王说：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它们‘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 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西纠’还受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大动乱的年代：“文革”十年动乱史》，人民出版社)

　　“西纠”是老红卫兵组织，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纠”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

　　2、“造反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当年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资派”为号召，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西纠”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是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为例，文革开始后，学校内的高干子弟、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分别是“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属于保守派，后两者属于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但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老兵派”被抛弃，“四四派”和“四三派”开始崛起。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王祖锷，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他在回忆文章《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中，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

　　“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人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 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