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火枪发展为何会落后世界：康熙乾隆责任大

　　不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车战时代”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突破一个难题：大数量的战车如何列阵、如何交战。古代武士搭乘马拉战车，必须接触战斗——虽然可以在一定距离用弓箭对射，但最终双方必须接触厮杀。历代注经学者对春秋车战的列阵方式做了大量考证，今人也根据考古发现的商周战车遗迹进行了复原探讨，但迄今的研究复原基本只适用于少量战车列阵或单排列阵的方式。然而在实际中，大量战车参战，不可能只是单排列阵，试想几百辆战车一字排开，得有多宽广的战场，兵力这样分散又怎能有效攻防?那么，如果多排纵深列阵，敌对双方的车阵又如何交会交战?对两千多年前的将帅来说，这是个很棘手的实战问题，弄不好可能只有第一排的战车能与敌人交上手，后面的战车则自我拥挤、互相碰撞、乱成一团，不用打就垮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学术难题，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复原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春秋多排制车阵模型，进而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春秋时代大规模车战的历史图景。

　　但不管怎么说，春秋时期集中使用大量独辕马车搭载兵士作战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古典战车运用的衰落，开始于春秋晚期，主要原因是争霸战争发展导致作战地域扩大，战场环境日益复杂化，只适于平原旷野驰骋的马拉战争越来越难以适应，于是步战复兴，步兵得到大发展。战国时期骑兵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战车的衰落。战国晚期秦、楚等大国的军力结构都是“车千乘，骑万匹，带甲(或持戟)百万”，军队的主体是带甲持戟的百万步兵，战车和骑兵都起辅助作用，其共同特点是机动性好、突击力强，但骑兵的适应性更好，所以当汉武帝大力发展了骑兵之后，古典战车就完全退出了战争舞台。与此同时，汉代兴起了双辕的畜力车，主要用于运输，在军中也有广泛使用，除了载运辎重，也用于防御设障，后人有时也称之为战车，但与古典战车已完全不同。

　　澎湃新闻：从战国、秦汉起，就出现了强弩这种兵器。历代记载不少。《战国策·韩策》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汉代许慎说天下好弩材料中有“溪子”。居延汉简有“大黄力十石弩”的记载，三国两晋以及隋唐一直都有著名的弩出现，如众所周知的诸葛连弩。晋代还有一种腰引弩，《马隆传》里有记载。到了宋朝，西夏又有神臂弩，在您看来，这些弩的真实性有多高，它们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大的威力吗?

　　钟少异：你提到的关于弩的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传说。需要区分的是，其中有些是手持弩，有些是安装在架上发射的弩砲。能射六百步外的，应是弩砲，其弩力极强，需用绞车张弦，所以古人称之为“车弩”“绞车弩”。秦始皇在海边射巨鱼，就是用的这种弩砲。汉简有关弩力的记载，甚至高达“四十石”。我曾作过粗略分析，汉简所记十石以上的弩，有些是弩砲;二十石以上的弩，应都是弩砲(见拙著《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卷，403-406页)。

　　中国手持弩的发展高峰是在汉代，李约瑟曾对汉代的青铜弩机赞叹不已，认为是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杰出成就，可以与现代的“来福枪机”相媲美;弩砲的发展高峰是在宋代，宋人将弩砲称为“床弩”或“床子弩”(床或床子即指安装弩的架子)，宋代床弩的射程达到“千步”，约合一千五百五十米，这大概是冷兵器时代抛射武器射程的世界之最。床弩在元代仍有使用，蒙古军西征也用了床弩。宋元时期还用床弩发射用火药制作的燃烧弹和爆炸弹。到了明代，床弩就从战场上消失不见了，其原因主要是火器发展起来了。但手持弩的情况有些复杂。在汉代之后，中国的手持弩技术就陷入了停滞，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逐渐退化，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虽然军中一直也使用一些手持弩，但精妙的汉代青铜弩机却失传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手持弩，大体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在西南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还能够见到的那些狩猎用弩。中国弩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中的历史原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还需要深入调查研究。

　　澎湃新闻：说到发展停滞，有一个问题很受关注：中国为何在火枪出现后的几百年里，没有大规模出现西方那种“排队枪毙”式的火枪阵，而是一直将弓在军队里使用到十九世纪?有的冷兵器研究者比较了中国的反曲弓与火器，得出结论说，中国因反曲弓比火绳枪乃至燧发枪都强，所以长期压制火器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钟少异：这种现象确实说明中国早期火器发展缓慢，难以淘汰冷兵器，所以形成了与冷兵器长期并用的局面。其中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古代中国的文明特性导致火器发展的动力不足。

　　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曾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停顿。自从我们的祖先在北宋初把火药应用于军事，创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兵器后，在南宋和元代，中国早期火器有了突出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爆炸性火器从纸壳发展到铁壳，出现了铁壳爆炸弹;管型火器，从纸管、竹管发展到金属管，从喷射火焰发展到发射子弹，出现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这是后世枪炮的鼻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出现了反推式的火箭。

　　到了明朝永乐时期，开始于北宋的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时，金属管型射击火器——铜火铳代表了火器技术的最高水平。永乐时期的铜火铳，两种类型，手持铳和架射火铳，结构上、制造上，比起之前洪武时期和元朝的铜火铳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非常规范。从现在发现的元明火铳来看，管型火器进入金属管时代以后，逐渐表现出了规范化的迹象或趋势，在永乐时期，规范化程度就比较高了，比起之前的洪武火铳和元火铳都明显突出。

　　达到这个高峰以后，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也就停顿了下来。永乐之后，从宣德到正德的一百来年，中国火器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展表现，基本就处在停滞的状态。而且，与永乐火铳相比，从宣德到正德时期的铜火铳反而有退步的迹象，一是制造没有永乐时期精细，二是规范性降低了。所以这一百来年，总体上是停滞和退化。

　　从嘉靖时期开始，中国火器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趋势。这是因为西方火器传来所刺激、所带动的。首先是西方的佛郎机炮和火绳枪(鸟铳)传来，中国进行仿制，这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这标志着中国火器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接着，在天启、崇祯时期，西方的加农炮——西洋大炮(又称“红夷炮”、“红衣炮”)传来，中国又进行仿制，火器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然而，以仿制西方火器为主的中国火器的这个发展阶段，从明朝嘉靖时期开始，经过万历、天启、崇祯时期，持续到清朝康熙前半叶，也就终止了。这一停止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是清朝统治者自动放弃发展。

　　明末清初仿制西洋大炮，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来设计、指导和监造的，康熙年间南怀仁贡献最大。康熙初年，内乱外患迭至，应军事急需，南怀仁帮助清廷铸造了大量火炮，在平定三番、平定准噶尔、统一台湾、抵御沙俄入侵黑龙江等一系列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明末以来对西方火器的仿制达到了高潮。康熙二十八年，海内基本安定，清廷根据南怀仁的设计，铸成了六十一门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国仿制西方火器的最高水平，也标志着明末清初仿制西方火器高潮的终结。这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就再没有造过这样大型的火炮，清廷也渐渐不再重用传教士，火器方面的发展基本停止，又陷入停滞和退化状态。如果说乾隆时期火器技术还勉强保持了康熙时的水准，那么乾隆之后，就越来越不济了。直到鸦片战争时，清朝的火器制造仍然还是遵循康熙时的“祖制”，但技术全面退化。鸦片战争爆发前，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强海防，按照祖宗的老法式赶造了一些大炮，其技术水平和质量，明显还不如乾隆、康熙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