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火枪发展为何会落后世界：康熙乾隆责任大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郑诗亮，原题：钟少异：中国早期火器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作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的研究员，钟少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兵器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史和历代战略的研究，著有相关著作多种，并曾参与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分卷。在他最近出版的《古兵雕虫》一书中，他延续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技术史、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这个访谈，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澎湃新闻：中国古代的小说、评书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貌似威力无穷的兵器，时常还不乏细致的描写，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实物，还是说仅仅出于作者的想象?

　　钟少异：中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名将的武器，其实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在汉末三国时期，并不存在这样的长柄大刀，当时军中大量使用的是长一米左右的环首短柄刀，《三国志》中有许多名将用刀的记载，就都属于这种短柄刀。但罗贯中创造的“青龙偃月刀”也有参照物，这就是宋代《武经总要》中著录的“掩月刀”。对这种现象，还需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看。中国古代小说是随着宋以后市井文化的发达而走向兴盛的，大量作品产生于明清时期，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战争史事，写到兵器，作者便多有创造或改造，而且基本是参照与作者相近时代的熟悉之物，与历史原貌大多不符;如果写的是宋以后的事情，则接近于当时人演绎当时事，有关兵器的描写也比较近真，甚至可以当史料来用，比如《水浒传》。

　　澎湃新闻：在这些作品当中，武艺高强的人常被描述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钟少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大致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南宋宁宗朝的武状元华岳(人称翠微先生)所著《翠微先生北征录》中说：“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这是较早的记载。此后“十八般武艺”一语在元明杂剧、话本和小说中广为流行，并由“十八般武艺”衍化出了“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如关汉卿《哭存孝》中说：“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你抡不动那鞭、简、挝、槌。”

　　关于“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有多种说法。《水浒传》第二回说是“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杈或作朳)”。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五中说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关于“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说法更多，有人统计总在十种以上，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简锤抓、鎲棍槊棒、拐子流星，其内涵实质也是关于这些武器的习练技艺。在中国传统武艺中，弓射之术本有极重要的地位，宋人甚至说“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称首”，但后来由于火器特别是铳炮的发展，弓的地位逐渐下降，及至晚清，习练弓箭者越来越少。由“十八般武艺”衍生而来的“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中往往没有弓箭，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

　　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其习练技艺远远不只十八种，“十八般武艺”和“十八般兵器”其实都是概举，举其要者。之所以举了“十八”之数，与中国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数的习俗有关。“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九者，阳数之极也。所以古人举数物事，常喜欢凑成九、十八、三十六等，如九天、九州、十八拍、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等等。印度传来的佛教，本只有十六个罗汉，宋时有人在十六罗汉外又加了两名，凑成十八罗汉。久而久之，民间盛称十八罗汉，反不知正宗原是十六罗汉了。

　　澎湃新闻：在中国古人笔下，常常出现“阵法”这样的记载，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钟少异：在冷兵器时代，列阵战斗是基本的作战方式。中国古人所谓“阵”，其实就是军队战斗队形。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队形大多呈密集厚实的方形或长方形，所以今人就把那个时代的作战方式概称为“方阵作战”。“方阵”一词，狭义指方形战斗队形;广义泛指密集厚实的整齐战斗队形，多数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阵作战”概念就是用其广义。

　　方阵作战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统一步调，形成强大的集团冲击力或坚强的整体防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基本是方阵对决，以整胜乱、以整胜散是基本规律——哪一方的阵形先乱，哪一方的阵形先散，哪一方就必然归于失败。因为保持整齐队形的集团方阵，其强大冲击力或坚强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难以对抗的。所以古代实战阵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厚集兵力，整齐统一，即以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密集厚实的整齐集团队形，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其方法并不复杂，其特点就是厚集兵力，简单实用，统一整齐。越复杂的阵法，必然越难以统一一致，往往不足以胜敌，反而自乱阵脚，自取其败。

　　澎湃新闻：阵法发展到后来,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出现了“八卦阵”、“天门阵”这些东西?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已经神秘化了的阵法?

　　钟少异：中国古代阵法理论发展之所以与简单、实用的实战阵法相背离，走上神秘化、复杂化的玄虚道路，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兵阴阳理论的盛行。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趋于成熟，逐渐成为中国人看待宇宙万物世界万象的基本方法论。受此影响，在军事领域也产生了兵阴阳学派，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预测、分析、阐发战争和军事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兵阴阳理论。汉代将兵家总分为四派：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汉书·艺文志·兵家》述兵阴阳理论：“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斗击，北斗所指，泛指星象;五胜，五行相胜。)这一派人多为占星望气的方术之士，排兵布阵之法是其热衷探讨的重要问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却有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成套推演方法，其阵法理论，遂越来越脱离实际，而趋向神秘化。

　　二是文人论兵风气的盛行。文人论兵，发端于战国时期，渐成风气，其流弊便是“披甲者少而言兵者众”，“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韩非子·五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纸上谈兵，不切实用，夸夸其谈成为时尚，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中国历史上文人论兵的风气在宋、明两代达于极盛。众多文人学士，热衷于谈兵论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又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强烈影响，更进一步加重了军事理论特别是阵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复杂化，于是，在阵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论兵和兵阴阳理论的合流之势，大量的兵书，纯粹从兵阴阳的理论模式——诸如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八卦九宫，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阵法，玄而又玄，在实战中则完全难以运用，其末流甚至堕落为奇门遁甲的法术。宋、明两朝，兵书撰著之丰创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实际战场上则疲弱不振，屡战屡败，与此不无关系。

　　了解了中国古代实战阵法与阵法理论之间存在的悖反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阵法研究采取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必须以实战为依归，力求把握其实战性特点，切忌堕入传统阵法理论神秘化、复杂化的误区。

　　澎湃新闻：说到阵法，让人联想到战车。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似乎经常用到战车，但到了两汉时期似乎就慢慢地淡出了。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

　　钟少异：你所说的战车应是特指古典战车，即独辕的马车，用于搭载将士冲锋陷阵。在世界古典时代，这种战车在东西方都有广泛使用，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夏商周文明中都能够看到其踪迹，尤其中国对古典战车的运用是相当突出的。经过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发展，古典战车的运用在春秋时期达于极盛，常见一战萃集上百辆以至数百辆战车。众多的战车搭载兵士，列阵交战，气势磅礴，“如霆如雷”，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这与西方古典时代一般只在战争中使用少量战车，主要由将帅及其亲随武士乘用有很大不同。由此在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车战时代”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主要使用战车作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