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泉被俘曾迁怒炮兵:为什么不向我开炮？

　　蒋庆泉的复员证“王成”说：他们为什么不向我开炮?

　　回到祖国以后的岁月里，洪炉果真实现了自己上学读书的愿望，他后来成为一位军旅作家。以后的日子里，他又经历过抗美援越等等重大事件，但是，朝鲜战争的记忆，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而蒋庆泉——昔日的战场英雄——他也许还活着，这让他多少年来无法释怀。

　　当年他写完关于蒋庆泉报道后，还没见报，上级就来了通知：不要再宣传蒋庆泉了，他被俘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之中。

　　以当年人们的观念与规定，不管这个人曾经做出过怎样的功绩，只要他被俘了，所有的以往就一阵风吹散了。

　　当年，在蒋庆泉喊过“向我开炮”两个多月后，1953年的7月，洪炉所在部队又出了一位相似的英雄，名叫于树昌。这名步话机员，也是在敌人攻上自己的阵地后，向指挥所喊出了“向我开炮”，在炮火中与一百多名美军同归于尽。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于树昌牺牲以后，洪炉拿出原来为蒋庆泉写过的报道，修改了里面的部分内容，以《向我开炮》为题，将于树昌的事迹发表在了报刊上，影响巨大。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采用了里面的部分情节，王成——这个实际上结合了蒋庆泉、于树昌和杨根思三位英雄的形象，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然而，几十年来洪炉一直想找到蒋庆泉，像大海捞针似的，他遇有机会就会向人们说起这个人，虽然他心里也知道希望渺茫——直到今年4月的一天，他的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人找到了。

　　蒋庆泉回国后，先在专门接收管理志愿军战俘的管理处接受审查，然后，回到了他的辽西农村老家，当了几十年的农民。当记者循迹找到了这个小村，找到已经全然一副老农模样的蒋庆泉时，他竟然一开始还想否认，他就是那个最早喊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战士。

　　“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洪炉说，“他在战场上经历了整个连队一百多人打到最后就剩几个伤员的残酷战斗;当了俘虏后，又在战俘营里受到非人的折磨;最后回来，马上又受审查……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不配当共产党员。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

　　1965年的时候，已经在辽西农村娶妻生子的蒋庆泉看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他一看就明白，那里说的实际是自己做过的事。但他不敢声张，只是默默地流眼泪。他回家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在地里干活时悄悄掉泪，他不能让别人看见，更不能让人知道，因为他心中压着那个“战俘”的重负，他认为，王成是英雄，但那是别人，不是他。

　　2009年，蒋庆泉跟着儿子到丹东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么多年一直沉默寡言的老人在现场突然犯了倔脾气，他非要把一张炮兵阵地的照片扯下来，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后来老人道出原委：他一直对当年的炮兵们满腹怨气：当时我喊“向我开炮”他们为什么不开炮?开了炮我就死了，就不再会当战俘了!

　　“他是不知道，当时炮兵没开炮仅仅是因为炮弹打光了”，洪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10年夏天，洪炉，陆洪坤，蒋庆泉，这三个当年的志愿军老兵，终于在那场战争过去60年后又见面了。蒋庆泉曾对来采访的媒体说，“他(指洪炉)是将军，我是战士，差多少级呢”，但洪炉说，蒋庆泉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后来跟地方民政局的人，包括村里的人说，你们这个地方藏着一个大英雄!”

　　“战友啊……”分别近60年后，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拥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

　　让洪炉没想到的是，这一场朝鲜战争，不但把他与他的战友们永远地联在了一起，而且也让他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找上门来。

　　“几年前，一个香港的朋友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的州长，麦克·卡拉汉。他是一位残疾人，香港朋友一次问他，怎么只有一条腿，他说是参加朝鲜战争时打掉的。他说，1953年时在三八线，我们攻上了共军阵地，只看到了一个小兵还活着，他没有武器，我按照战争游戏规则，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冲到他跟前时，见他拿着步行机在喊，也不懂在喊什么，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连这个中国兵，连上去的一百多美国兵，全部炸死，只活下来三个，也成了残疾，他便是其中一个。”

　　“我一听，那美国兵说的正是于树昌喊‘向我开炮’的那次战斗啊”，洪炉说。

　　“香港朋友告诉我，卡拉汉曾经对中国人非常愤恨，他觉得，当时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的人全打死，中国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后来香港朋友把《英雄儿女》的碟带给他看，向他解释说，你见到的中国兵在中国是个英雄。最后，卡拉汉说，看来这个中国兵有他的道理。我们仅仅是思想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他坚持他的立场是对的，确实是英雄。”

　　洪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美国州长和他的一家人后来都成了中美友好的积极分子，他也想以这段经历拍一部电影，但与《英雄儿女》完全不一样，是以反战为主题的。他想告诉世人，人和人应该是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他设想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从联合国大厦前那个著名的打了结的枪管的反战雕塑开始。这样，洪炉开始了与卡拉汉一家的交往，而且这种友谊还发展到两个家庭的下一代孩子们之间。前几年，卡汉拉去世了，去世前他交待了副州长和家人们，这部影片必须要完成。

　　这其实不是洪炉第一次与自己的战场对手交往。洪炉的脑海中总是清晰地记得，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一个白天，在朝鲜石砚洞北山阵地上发生的那一幕：

　　洪炉和一个摄影干事先下到沟底，也就是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只见美军那边也陆续下来了人。双方士兵人越聚越多，美国兵把一盒中华烟一抢而光，纷纷珍藏进口袋里，连烟盒也要走了。这时，洪炉就把自己笔记本中一幅“热爱和平”的木刻画片作为礼物送给一个美国兵，而那美国兵搜遍口袋也没找到可以回赠的礼品，就掏出一张美元钞票，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送给洪炉。虽然仅仅在一天前，他们之间还在拼死厮杀，但此刻却都感觉到了洋溢在相互间一种渴望和平的人类共同情感，这一瞬间，他们都还原成了淳朴的年轻人。

　　洪炉他们在送给美军画片时，写上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当翻译把我们写的话告诉他们时，美军士兵们一下子会意，把这句话一遍遍地重复，直到他们的军官下来，令士兵们回阵地去。

　　多少年了，洪炉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他知道了，对于战争的意义和战争的记忆，在决策者、历史研究者和亲历战斗的普通士兵间，是不一样的。作为普通一兵，可能他对于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刻板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