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斗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
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三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六年。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
上面就下文，禁止收听，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
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
三个月后，上面才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1974年夏天，父亲被允许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与工作。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甚至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往上汇报一次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
父亲被监视得很严，干什么、写什么都是要汇报的。所以父亲写什么都是背着他们写。或许父亲比较有人格魅力，主要负责监视的警卫员对父亲渐渐佩服起来，对他的看管就放松起来，父亲就有机会多写一些文章。
由于比较同情父亲，这个警卫员后来就被复员了。临走时，父亲把一个收音机送给了他。
我一共去过肇庆两次，父亲跟我谈得比较多，他的“肇庆文稿”的基本思想都跟我谈过，因为当时我终究是上了大学的，在新疆也比较爱看书。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父亲意识到“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12日起，他开始秘密地写作一部近10万字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这批理论文稿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
父亲在“肇庆文稿”中，总结了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出当时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
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父亲说建国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阶级教育要不要搞呢?要搞，主要是思想教育，特别是干部的思想教育要搞。但他说思想教育不能用运动去搞，运动是不能提高人的思想的，而且往往起副作用。
在肇庆，父亲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除了吃饭和散步，他从早到晚都在书房里。他一天的生活跟书分不开，看书、写笔记、写文章。我妈妈说，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他的文章总共算起来大概有五六千万字。
1974年夏天，“肇庆文稿”基本写成。父亲的外甥，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当教师的马文奇利用暑假，从上海过来。父亲让他誊写文稿。
回到上海后，马文奇为便于分散保存，接连抄了三份，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从原稿不连接的三处抽出六页留下，作为证据，其余都按父亲的嘱咐销毁。
父亲经中央同意，1975年8月25日深夜迁居到了无锡。1976年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
1976年9月，母亲到北京瞻仰毛泽东遗容。王震见到母亲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母亲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那里。这样一来，“肇庆文稿”才得以幸存出版。
唯一遗憾的是，父亲想在“会上谈谈”的遗愿，成了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