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政府败撤后驻外使馆人员起义

　　驻法使领馆起义

　　在驻法使馆馆员起义后，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尽管仍有一些“忠贞”于“党国”，愿意“陪葬”的冥顽者，但只是少数人。

　　为防止驻法使领馆异动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致使整个局势无法收拾，外交部长叶公超乃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二人回国“另有重用”，同时电令驻英国使馆，任命其时任驻英公使的段茂澜出任“驻法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10月6日，外交部次长董霖也匆匆从香港飞抵巴黎“灭火”。

　　但就在董霖抵达巴黎的当日，凌其翰等就对法国外交部发出口头通知，告之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9日，也即国民党“国庆日”前一天，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在凌其翰主持下，正式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起义宣言》，同时也向新成立的“共和国”外交部发出了“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份电函。

　　原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的起义对已经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重大一击，其在国民政府内部和各驻外机构中引起的震动，可以从当时一些使领馆人员向国民政府所作“建言”中得到印证，如一个叫做李迪俊的，就给外交部发去一函，称：

　　“驻法使馆馆员通函各馆，鼓动叛国，垂察此事，似早有计划。弟9月27日函曾提及利用使领薪公积欠多月，各员生活困难之际，乘机发动，自易生效。现局势已成，恐无挽救。所可虑者，闻风响应，将不乏人，而秘密电本，将大半落入中共手中耳。……平心而论，薪公积欠4月，而政府无一表示，确属不妥。现事已至此，不能不速谋补救办法。鄙以为应：(1)速发积欠薪公，并拟定以后维持办法，电告各馆，以安人心;(2)为节省经费，及防止叛变，实行裁员。首去意志不定者，次去自愿去职者，次去工作上不需要者，给资遣散。裁去人员，将来当然不乏有投共者，但较之据馆叛变，究有不同;(3)同在一地之使馆，合署办公，减少公费;(4)擅离职守，赴美避难之馆长，如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驻丹麦陈公使等，应即免职，以肃官常;(5)如政府确无外汇，不能维持全体使馆，则请照弟去年之建议，停闭现阶段不重要之使领馆，给资遣散，集中财力，维持少数重要之使馆。此举面子上虽不好看，但较之积欠薪公，使驻外人员在外出乖露丑，甚至据馆叛变，则好得多。驻土耳其使馆尽可裁撤。总而言之，事已至此，不能不采取最现实的办法，尚望吾兄向最高当局剀切陈词，早日办理。若坐视不理，听外馆自生自灭，则前途诚有不忍言者也。……弟俊10月4日。”

　　函末另附言：“此函牵涉个人，阅毕请付火!”从上函所述情况来看，在驻法使馆馆员起义后，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尽管仍有一些“忠贞”于“党国”，愿意“陪葬”的冥顽者，但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愿意与浊俱灭。

　　使领馆离馆风潮

　　埃及馆人员最后也差不多走光，只剩下驻埃及大使何凤山夫妇两人与几个男女工友。

　　于是，很多驻外使领馆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离馆”现象。据驻埃及大使何凤山的回忆：那些天埃及馆员天天在楼下开会，讨论“如何善后他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他本人也收到策动他起义的信件，要他“主动登高一呼，定能领袖群伦，万山响应”。见何不为所动，属下馆员也批评说“整个大陆差不多丢光了，你还在反共!”在这“离馆风潮”下，埃及馆人员最后也差不多走光，只剩下何凤山夫妇两人与几个男女工友。

　　更大的“离馆”潮出现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中共新政权的成立，国民政府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在11-12不到两个月中，共产党新政权就得到了一系列国家的正式承认。苏联在中共宣布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即与之建交，随后与新中国建交的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杰克、波兰、东德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外蒙古、北朝鲜、印度等。1950年上半年，又有缅甸、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也宣布了对新中国的承认，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更有代表西方的英国、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分别于1950年1-4月间先后迅速宣布承认北京。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了与这些国家绝交，并撤回使节。

　　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似乎要在公众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其时外交的最大困境和严峻局面，还在于被其视为靠山的美国也越来越多地表示出准备接受中共新政权的迹象。这不仅表现在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的私下接触，还表现在国际公开场合上。

　　为争取国际同情，也为在国际舆论面前显示美国仍然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哪怕道义上的也行，1949年11月，国民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利用联合国开会，就“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提出控诉，并事先就此案能否得到美国人支持向美国作出探询。但蒋廷黻所得到的回复却是：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将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以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决议案不打算涉及中国目前的局势，只是规定尊重中国独立和行政管理及领土完整的原则。此外，决议案将给予中国人们自由选择政府制度的机会，并要求各国不要为本国的利益而乘机利用中国目前的动乱。

　　蒋廷黻要求美国代表不要提出此案，但遭到拒绝。对此，顾维钧的评论是：“美国似乎要在公众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

　　由于美国态度如此，该案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后，结果可用“糟透了!”来形容，在《顾维钧回忆录》中这样记道：“除南美少数几个小国外，几乎没有代表团支持我们，尤为突出和令人失望的是亚洲各国代表团的保持沉默。除黎巴嫩和伊朗外，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控诉不发言，或在表决时弃权。”不仅如此，美国还“一直致力于从和委员长或台湾的任何牵连中解脱出来”，12月23日，美国务院密令：决定放弃援助台湾。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发出了“禁止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声明。国民政府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军援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终于破灭。

　　国民政府外交部所属驻外机构及人员在驻在国承认中共及经费困难两大因素下，纷纷关闭。驻东欧的捷克大使赶紧潜逃，大多数使馆人员则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徘徊观望，随时准备中共的接手。驻在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驻外机构人员，也都东奔西散，各不相谋，投中共的投中共，往台湾的往台湾。出走“一窝蜂”，成了名副其实的“树倒猢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