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政府败撤后驻外使馆人员起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1949年4月24日，中共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国民政府败撤广州。由于大厦将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作为政府办事机构的重要国务部门，经数度搬迁后，人员裁减严重，外交部也差不多成了空壳，部务早已不再正常开展，驻外机构也根本无力顾及。而国内混乱局势的加剧，也使驻外使领馆渐成没娘的“孤儿”，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使领馆经费短缺，难以维持

　　从1949年6月开始，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都相继发生了拖欠薪酬的问题，严重的拖欠近半年。

　　首先是维持使领馆正常运转的经费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从1949年年中开始，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在本身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相继关闭了它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驻外机构则大量削减了经费。

　　于是从1949年6月开始，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都相继发生了拖欠薪酬的问题，严重的拖欠近半年，很多使领馆因此不得不一再减员，用度也尽量减缩，却仍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驻美使馆因对美外交的重要，稍有特殊。不过，即便是驻美使馆，人员薪金和使馆经费也大量削减，大使顾维钧于是不得不动用“私人资产”来解决部分问题。美国使馆尚如此，其它使领馆的窘迫可想而知。

　　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河内、西贡领馆向外交部所呈报告中述及的情况为例。该报告称：“弟因查本馆因时局关系，工作增多，而人员减少后个人工作至为繁忙，雇员二人已不敷分配，请求反映雇员情况。”并罗列该馆雇员的薪金情况，6名雇员中，薪金最高为国币250元，最低为140元，其余在200元左右。

　　报告称“有鉴于薪入微薄，生活异常艰苦，拖妻挈子，担负累累。值兹商务不多，会馆及学校方面均无法安置。一旦失业，无旅费遄返国内，流落异乡，情殊可悯。拟开佣发遣费3-6个月，请求发川资”。

　　其他使领馆其时也一样，因经费无着，恐“日久生变”，很多国外使领馆已难以维持，有的甚至到了靠卖汽车过日子的程度。

　　驻外使领馆人心离散

　　驻外机构中，不仅一般使领馆人员人心涣散，连大使级人物也在考虑中共建立政权后他们的出路。

　　由于发不出薪金，加上时局的日益恶化，驻外使领馆人心开始涣散，使领人员中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忙着为自己谋后路的，也有意志消沉，仓皇无所适从的。

　　不仅如此，国内蒋介石、李宗仁的矛盾和政争，在驻外使馆中也引起分裂。有倾向李代总统的，也有站在蒋一边的。比如，在李代总统派人赴北平“和平谈判”时，国民政府驻埃及公使何凤山(外交部前情报司司长)为表示效忠蒋介石，并给李代总统施加压力，乃出面通讯各领使人员，主张联合作出反对表示，甚至以“外交使节全体辞职”相要挟。但此举在驻外使领中应者了了，大多数不予理睬。拿何自己的话来讲是“哪晓得回信中赞成这样做法的并不多”，有二三回应的也是“言辞支吾，有的竟说‘不必扬汤止沸’，也有认为多此一举和唱高调的，如‘外交界超于政治之上，我们何必卷入漩涡’”。更有不同意的，如认为“外交官地位崇高，超于政治之上”，以表示不赞成辞职。还有某位驻外公使就用“明知搭上了一艘下沉的船，船沉我亦随之而沉”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驻外机构中，不仅一般使领馆人员如此，连大使级人物也在考虑中共建立政权后他们的出路。当时先后赴美避难之大使级人物，就有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驻丹麦陈公使等。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胡世泽在1949年1月17日访问驻美大使顾维钧时，就向顾提及中国驻欧外交代表团的焦虑，即一旦在南京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或联合政府时，他们能做或应做些什么。如果国内的政府召他们回国时，他们是否应当回国述职?顾说胡世泽告诉他：“驻比大使金问泗无论如何决不回国。但是驻欧外交人员主要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去职，将何以为生?”有的外交官甚至提议在美国兴办一个“联合农场”。

　　在人心离散，人人各谋生道之际，9月19日，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国民政府驻欧洲各国使领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他们的呼吁很快得到其时国民党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的响应。

　　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索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凌其翰等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了广州后，对于其时已被来自世界各地驻外机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