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反思五四：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
为个人主义正名
“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像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由于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胡适还说：“……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写了纪念五四的“星期论文”。我注意到，胡适每当论及五四运动，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1920年1月给海外同志写信时提到的。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八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这段文字不长，也容易理解，故照录于下：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按：接触、触怒的意思)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这里所谓“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有密切关系。因此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以为白话文淡如白水，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奥，耐人玩味。殊不知白话文运动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又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在此期间，胡适还分别在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晚会和北大校友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两点，即拥护科学与拥护民主。因拥护科学而反对孔教、反对旧思想;因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这就是《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至于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