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因上书被拒而转向革命”是伪命题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年冬，《万国公报》刊登了孙中山的上书《上李辅相书》。孙中山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实行“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四大纲。显然，这个方案与孙中山日后的革命纲领大不一样。因此，很多学者谈到孙中山早期思想时，都认为孙中山因为上书被拒，于是认识到清朝不可能用“和平方法”改造，才决志用武力推翻清朝。有学者还认为孙中山因此产生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这样解读《上李辅相书》符合我们某种固定思维，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大有可商榷之处。

　　“四大纲”脱胎于《盛世危言》

　　首先，《上李辅相书》是否可以代表孙中山当时的思想，是不是他“提出”的救国纲领?

　　把《上李辅相书》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四大纲”明显脱胎于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中的“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利”、“使物畅其流”。《上李辅相书》的具体论述来自《盛世危言》的地方就更多了，如“人能尽其才”的论述基本是对《盛世危言》“学校”、“西学”、“考试”、“藏书”、“教养”等篇的概括;“地能尽其利”的论述基本是对《盛世危言》“农功”、“垦荒”、“旱潦”、“治河”等篇的概括;“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论述基本是对《盛世危言》“商战”、“开矿”、“纺织”、“技艺”、“铁路”等篇的概括。《上李辅相书》提出的自种鸦片以抵制洋烟的主张，也早见于《盛世危言》的“禁烟”篇。《上李辅相书》一些段落，文字与《盛世危言》相关篇章几乎完全相同。

　　不过，当时孙、郑两人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盛世危言》的“农功”篇本来就是孙中山写的，郑观应把它收入自己的著作。郑观应完全知道这篇上书，还为孙中山向李鸿章的亲信写了推崇备至的介绍信。

　　《上李辅相书》并无《盛世危言》未提过的内容，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它是《盛世危言》的概括。因为其关注点仅在教育、实业等方面，《盛世危言》关于设立议院以及官制、吏治等方面改革的主张，完全没有在《上李辅相书》中反映。孙中山讲“使人尽其才”时甚至没有对科举制度作任何批评。总的来看，上书内容基本不涉及政治变革，其主张仍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

　　为何孙中山的上书不谈政治?是否担心讲政治改革会惹起李鸿章反感，甚至会招来麻烦?但推敲起来这个理由不充分，因为李鸿章本人虽没有提出过改革政治的主张，但对他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并不反感。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等人都在同李鸿章的通信中谈过政治上学习西方国家的问题。1892年，一个不甚知名的人物宋存礼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官制、设立议院、改革考试，李也没有表示反对。孙中山是一个胆大(有时甚至有些冒失)的人，如果他真有一个政治改良内容的“救国方案”，他不会不敢向李鸿章提出。孙中山为何在《上李辅相书》中“不谈政治”?我认为，其原因是孙中山当时已经形成“推翻清廷”的思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向李鸿章说的。

　　诚然，反映1894年孙中山已经决志革命的史料，多数是民国以后的追述，但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即筹备在广州发动起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1895年初，孙中山还向日本驻港外交官谈过“欲颠覆现政府”、“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如果我们把《上李辅相书》看成孙中山当时思想的代表，那么，他如何在几个月时间里完成了“从洋务到革命”的跨越式转变，确实是无法说明的。

　　李鸿章没有必要拒绝上书主张

　　一些著作认为，李鸿章“拒绝接受”孙中山的救国方案，对孙中山决志革命起了刺激作用，对此说也要具体分析。

　　孙的上书内容并无任何李鸿章不可接受的内容，甚至可说都是李鸿章提倡或实行过的，李鸿章没有必要“拒绝”这些主张。孙中山抵达北方的时间是1894年夏秋，正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李鸿章是清廷外交、军事实际上的主持者。看李鸿章此时期的函电，不难体察他当时焦头烂额的处境。忙乱中他抽不出时间接见一位普通上书青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参与上书的陈少白日后称，李鸿章派了亲信幕僚接见，传话说打完仗后再见面，并发给孙中山游历各国的护照。李鸿章贵为直隶总督，能够如此对待一个没有功名、名望的“洋学生”，不能说傲慢，孙中山又何至于“深受刺激”?孙中山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李鸿章接见自己就可以大展宏图。按照清朝制度，即使李鸿章赏识孙中山也无法重用。受过比较系统的西式教育，对外国“政治礼俗”有较深认识的孙中山，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总的来看，《上李辅相书》并非一项全面改革的“救国”方案，当然，孙中山也不是为了取得李鸿章的赏识以谋求官职。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上书呢?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晚清政治变革理解为“两条道路”：革命和改良，但其实在当时并不存在所谓“改良”、“革命”两条道路的分歧。孙中山开始革命比康梁维新运动早(兴中会1894年成立，康梁的维新运动以“公车上书”为标志，发生在1895年)，所以，对孙中山而言，并不存在“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因此，我认为，孙中山的上书未必有什么政治动机，孙中山日后说，北上京津也是为了“窥探清廷之虚实”以及考察山川形势，尽管孙中山当时已经打算用推翻清廷的手段改造中国，但甲午战争前，清廷表面上的统治秩序尚算稳定，孙所联络的志士有限，手中财力物力也不足以起事，革命时机尚未到来。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草这个方案的。他不愿在“满清”朝廷当官，但在汉族官员李鸿章主持下任职近代企业或办学，仍是在野之身，与反清初衷并不矛盾，且考察农业、修筑铁路、兴办学堂，也便于考察山川形势，结交各地志士，为日后革命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