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外贸易亏本：1.5两白银仅能买1斤葡萄

　在清朝逐渐控制准噶尔部的过程中，西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吕文利：满蒙联盟和蒙藏意识形态上的联盟，轴心是蒙古，但是在清朝统合蒙古诸部时，抓住的轴心是西藏。清朝利用了蒙古诸部信仰藏传佛教的契机，首先重封达赖喇嘛称号，以往只有大一统的君主才能这样封，所以清朝皇权高于教权的强调非常明显。

　　第二就是因势利导，既然蒙古诸部信仰藏传佛教，清朝就利用这一点，大力支持藏传佛教，同时又在雍正五年派遣驻藏大臣加强管理。所以在清朝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藏传佛教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刚才我们说的是准噶尔，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土尔扈特东归是完全出乎清朝意料之外的，当然土尔扈特内部其实也有分歧，也有人不想回来，但是土尔扈特部的领袖渥巴锡说：他们在沙俄，信仰上受限，他们应该回到家乡，那里才有他们信仰的黄教。

　　因此事后乾隆皇帝写了一首诗说：“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1771年，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到达伊犁地区，还没有安顿好，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他们的归附也非常重视。

　　民间“明修长城清修庙”的说法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边疆问题上的智慧，那么在清朝统治准噶尔和西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

　　吕文利：其实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很简单，就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但有所损益、有所改革，不会让宗教牵着鼻子走，首先确立的原则是皇权必须要大于教权。其实也正是《礼记》中所强调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

　　所谓因俗而治，比如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清朝就允许他们建寺庙、当喇嘛等等。但也有所改革，比如实行金瓶挚签制度，清朝不会随意听任贵族势力永远当达赖喇嘛、当活佛，因为这样就属于僧俗势力联合，整个西藏或者外蒙古等地就成了他们自家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后来他害怕蒙古势力和西藏有联合或交往，就让所有去西藏熬茶、去五台山等地布施的人必须到地方上申领票照(通行证)，这也是一种限制措施。

　　其次，清朝又建立了四大活佛系统，来分散达赖喇嘛的权力，就是前藏达赖、后藏班禅、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内蒙古章嘉呼图克图，这四大活佛系统。清朝之所以能够统治268年，跟边疆民族政策的成功是很有关系的，通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策略使当地不至于有太大的反抗势力。

　　然后还有中央颁行的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蒙古地区的《蒙古律例》、新疆的《回疆则例》、西藏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等，这都是中央统治意志的体现，所以到了清朝快要垮台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蒙古王公对其有非常大的认同。

　　另外有一些边疆地区是实行自治的。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中，其中一种是扎萨克旗，由蒙古贵族王公任旗长，他们有一些自治权，比如赋税可以自由支配，如果蒙古人自己偷盗、杀人，他们可以自己审判，但没有军事权，军事权由将军、大臣统领，这是一种自治的旗。另外还有总管旗、喇嘛旗等。

　　清朝还在内蒙古、外蒙古派遣将军、大臣，新疆派遣的是伊犁将军，外蒙古叫库伦办事大臣，内蒙古有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等。而且清朝在内蒙古还建立很多驿站，今天内蒙古好多地方叫“五十家子镇”“五十家子乡”“五十家子村”的地名，河北平泉、辽宁也有一些地方叫“五十家子”，而且蒙古语的地名里也有“太本”(tabin，“五十”的意思)。其实“五十家子”的地名就来源于康熙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五路驿站，每站派站丁50人制度。这五十户站丁可以携家带口，在这里养马、种地，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村镇。

　　最后从中央来说，成立有专门管理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它是与其他六部平行的，可以说是今天“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前身，但理藩院只是一个执行部门，决策部门前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就是军机处，负责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作出重要的决策。

　　我觉得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确实有非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