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大王”曹德旺谈税负重：6000块手机要交1020增值税

　　新京报：鉴于你前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我希望政府继续支持提倡发展实体经济，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解决制造业的增值税问题。

　　新京报：其实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资金要“脱虚就实”，你认为关键在哪?

　　曹德旺：政府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利益群体层面比较广。你(政府)把这个窗户关掉，他从那个窗户跳进来，你把那个窗户关掉，他又从天窗跳进来，防不胜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企业家自律，能够懂得大义，因为这不光是政府的责任。

　　我以前老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觉得在国土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以国家为重，树立一种报国为民的心态。

　　新京报：“报国为民的心态”，这个话怎么理解?

　　曹德旺：就好比金融、IT、房地产，这些赚钱快，赚钱也多，我为什么不做?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事除了自己赚两个钱，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多少人找我搞私募基金，我从来不答应做，我宁可捐给慈善机构，我也不愿意做这些。

　　新京报：这种取舍是完全出于你个人的价值评判吗?还是说商业考量?

　　曹德旺：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谈事业重心

　　“我没打算跑”

　　新京报：现在福耀在国内和国外投资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

　　曹德旺：大概5年的时间，福耀在国外投了大约有70亿人民币，在国内也有七八十亿，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基本持平。投资形式主要都是建厂，建生产线。

　　新京报：下一步福耀还会加大在国外的投资吗?

　　曹德旺：这个不好说，看具体情况。

　　新京报：很多人想知道，玻璃大王接下来还会把发展重心放在国内吗?

　　曹德旺：毫无疑问是放在国内，因为我的总部在中国。我在中国拥有一家最好的上市公司，每年我有两位数的增长，去年我才在香港挂牌。福耀现在净资产300个亿，我在国外才投了这些，能算什么?

　　当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我是要塑造一个跨国集团。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把嘴巴闭起来，我就是太直率了，最近遭了不少骂。

　　新京报：你认为你的做法(去国外投资)会不会引发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或者说跟风?

　　曹德旺：做得好的人应该走出去。但是我也警告大家，你出去干什么、你能拿什么东西出去，这些最好想清楚。

　　我在美国投资已经20年了，1995年进美国投资，到1998年，四年时间亏了接近1000万美元。福耀现在不一样，我有了跨国集团的规模，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本，有稳定的订单，有美国市场的认可度。像我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你就可以出去。

　　新京报：有些人像当年说李嘉诚那样，说“不要让曹德旺跑了”，你想怎么回应这种声音?

　　曹德旺：我觉得可以有这么一层理解：我们应该思考，为啥曹德旺要“跑”?把我前面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不就不跑了吗?

　　另外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跟你现实一点讲，我在中国是政协委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获奖无数，慈善捐款金额达到80亿，大多数国人很尊重我。我要是考虑到钱，那我的股票很坚挺，我把股票卖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自己儿子又不接班，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他的主流社会，我去干吗?

　　新京报：美国大选后形成新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影响?

　　曹德旺：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记者采访时问我，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很严厉，你怕不怕他制裁你。我跟他讲，我是企业家，我在美国做生意，我做的事第一就是研究美国人需要什么东西;第二，我能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做出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如果我都能做到，质量也能达到他的要求，他什么TPP都没关系。为什么呢?你美国人自己需要，你又不会做，那你当然要去买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我们跟美国的政策：你好我也好，我不好你也不好。

　　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他的主流社会，我去干吗?

　　——曹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