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斯大林哪些“罪行”

　　匈牙利事件与英共危机的最终形成

　　1956年底发生匈牙利事件，面对苏军开进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举动，英共执委会立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声明说：“纳吉(Nagy)政府在谋杀和处决共产主义者之后，公开敌视苏联。苏联不断对反革命力量让步……法西斯主义与西方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新匈牙利政府和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的行动应该得到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英共的举动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共产党与国家主权和独立、匈牙利暴动是反革命还是人民运动、不同意执委会做法的同志如何表达自己的批评。大部分党员支持执委会的做法，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同志表示反对。这一小部分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迫使英共领导层慢慢注意到英共所面临的危机，但这是以相当数量的有影响力的党员的脱党为代价的。

　　面对匈牙利事件，汤普森和萨维尔在《理性者》第三期要求英共执委会必须立即：(1)公开声明与苏联对匈牙利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2)要求苏联立即撤兵;(3)明确宣告与波兰工人党团结一致;(4)立即召开选区大会，并在新年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就立即呼吁其他党员公开宣称不接受英共的领导，但他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这些言论无疑是对英共路线的公开挑战，英共则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对纪律的践踏，决定暂停二人的党员资格。萨维尔和汤普森随后发表关于暂停党员资格的声明，决定即刻退党。

　　面对英共对苏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支持，一些英共历史学家们联名签署抗议函，主要内容是：“英共执委会对苏联在匈牙利所采取行动的无条件支持，是英共在考虑政治问题时经年累月扭曲事实、文过饰非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我们曾经希望苏共二十大揭露的问题能够使本党高层及报刊认识到，除非马克思主义理念衍生自世界的真相，否则便无法获得英国工运的支持。苏联暴露出来的严重罪行，以及随后波兰、匈牙利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对冒牌共产主义官僚集团及政治体制进行的反击，一再证明过去十二年内我们的政治分析是基于错误的事实之上。但这并不表示理论已经过时，我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性。”抗议函由希尔代表签名者寄往《工人日报》，《工人日报》主编却以信中内容不合适为由拒绝刊登。这封信最终在《论坛报》(Tribune)(1956年11月30日)和《新政治家》(NewStatesman)(1956年12月1日)上刊登出来。英共执委会迅即反击，以高兰、马修斯为一方，以希尔、霍布斯鲍姆为另一方，双方在《世界新闻》上展开激烈争论，持续了3个月。

　　等到英共领导层终于避开前所未有的公开反对浪潮，在1957年重新站稳脚步之后，英共已经流失了四分之一的党员和其机关报《工人日报》三分之一的员工，而且共产党知识分子也多半一去不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有约2,000名党员脱党，在匈牙利事件后又有5,000名党员脱党。1956年6月英共总人数为34,117名，到1958年2月锐减为24,670名，损失比例为27.7%。英共1956年危机不仅表现为党员数量的减少，还表现为有影响力的工联干部和杰出的知识分子的损失。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如汤普森夫妇、萨维尔、希尔等人，还有一些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如贝尔·琼斯(BellJones)、狄克·西布鲁克(DickSeabrook)、约翰·霍默(JohnHomer)、波特·韦恩(BertWynn)等。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危机也为托洛茨基派提供了反对英共的绝佳时机，吸引了一批英共党员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由此造成了英共自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和秘密报告清算了斯大林问题，然而却没有提供替代理论，这使英共突然面临路向何方的抉择。最初，以英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英共党内少数反对派要求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进行党内民主改革。然而他们的要求却遭遇了英共领导层的抵制或压制，迫使他们寻求改革之路。史学家小组成员充当了党内反对派的急先锋，或创办新刊物提供党内公开讨论的平台，或编纂可信的党史，或起草民主改革方案，或刊登抗议函，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匈牙利事件后英共执委会的声明更使一些党员不满。最终，英共知识分子党员和工运领导者有相当一部分脱党。他们的脱党最终迫使英共领导层意识到进行党内改革和讨论与反思的必要性。英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1956年危机不仅是英共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国际共运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