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主20年：叶利钦花120亿收买军队镇压议会
叶利钦的支持者马上宣布这是一起有预谋的飞机事故，指责特工机关要把他杀害在西班牙。这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但看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叶利钦再三要求回莫斯科手术，或许从另外的方面证明他内心的恐惧，他是真的相信这起事故并非意外。
要求主权的俄罗斯果真独立，这将无可阻挡地瓦解苏联，并会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予致命打击——国将不存，何来权力?戈尔巴乔夫自然会插手这次选举，只是他未必会采取叶利钦所恐惧的谋杀手段。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竞选发表自己的评论，他说叶利钦的主权讲话，“其实质就是瓦解苏联”——这是准确的评论。但当时的媒体分析：以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而言，他的这番“正确”的评论，对应着的是一种强弱关系，“证明”了叶利钦指责的苏联总统对他的打压，反而激发了叶利钦的支持率。更失误之处则是，戈尔巴乔夫召集俄联邦共产党员代表，指示他们投票反对叶利钦。
人算终不如天算。戈尔巴乔夫属意的候选人，在第三轮选举中，以3票之差败给叶利钦。
叶利钦获胜之日，出访在加拿大的戈尔巴乔夫获悉这一消息。媒体注意到，这位苏联总统没有按常规对获胜者表示正式祝贺。《泰晤士报》报道：“戈尔巴乔夫面前突然出现了对手。这位苏联总统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5年。大家都说他没有对手。现在对手出现了，这就是59岁的叶利钦。”《叶利钦传》的作者还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叶利钦当选的第二天，莫斯科真的发生了地震，尽管没有损失，但人们都有震感。
竞争性的政治舞台，当然引人注意，但真实的生活，却离不开经济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三年实践，结果如何?这个时期苏联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一如同一时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价格是否“闯关”。如果企业不能制定反映产品真实生产成本的价格，那“三自”(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就都不可能实施;而如果放开价格，则将无可避免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削弱改革，并使社会不满。是否以及如何放开价格，是真正的挑战。1990年，苏联方面必须面对这一挑战了。
俄罗斯方面提出的破解之道被称为“500天计划”，即以激进的方式，迅速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苏联部长会议提供的则为渐进的、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更欣赏”500天计划，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已经抛弃了他，彼此在经济改革领域的合作，也将艰难。戈尔巴乔夫由此转向了渐进的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以此取悦被他称为苏共“保守派”的力量。
公正而言，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需要强有力的控制者存在，才可能真正实施。而这个时候，正是苏联的权力真空期，这个渐进的美好的计划，并不可能适应苏联国情。
戈尔巴乔夫应对的失误，带来一连串反应。1990年西方七国集团为鼓励苏联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变，曾达成一个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庄严协定”——西方国家答应在3年内提供450亿~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巩固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推动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这一协定是与“500天计划”捆绑的，在戈尔巴乔夫为着政治上的平衡而选择渐进的可调节市场经济模式之后，“庄严协定”的基础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明显动摇起来。
强悍的对手已经出现，而戈尔巴乔夫手里的底牌却越来越少。
“8·19”事件
至少在早期，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认识不足，尤其对苏共权力转移在事实上带来的国家认同减弱与民族主义上升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1986年底，因为用一位俄罗斯族领导人出任哈萨克斯坦市委第一书记，取代原哈萨克族第一书记，引发群众骚乱，民众说：“我们哈萨克人为什么要俄罗斯人来领导?”紧接着，克里米亚鞑靼人围攻莫斯科，要求让他们返回祖居的家园克里米亚……曾经被强力控制的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此际纷纷出现。1988年，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组织先后成立，要求废除1939年的苏德条约，提出“国家主权宣言”，意外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全球瞩目的事件，没有在意。1990年，立陶宛宣布独立，此时戈尔巴乔夫动用了军队，但他失败了，结果是：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先例。
在这一系列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叶利钦的“保卫俄罗斯不受中央支配”的宣言，以及“俄罗斯优先”之下的主权伸张与独立要求，基本上可以认定，无论你多么不喜欢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但它的瓦解，必然的代价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独立运动。
制度变迁，远非设立一个总统的新职位那么简单。
戈尔巴乔夫总结他的六年执政生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88年，包括1988年，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第二阶段，1988~1990年初，民主化时期;第三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加盟共和国独立浪潮之下，苏联人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俄罗斯提出的主权主张，戈尔巴乔夫将如何应对?
显然，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需要应付的还不仅是激进的要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与这种激进力量对应，他还需要面对另外一种势力。戈氏描述这两种极端力量：“一是要搞垮苏联;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苏联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戈尔巴乔夫的解决之策是：交给全体苏联人民决定，全民公决!
1991年3月17日，“你认为有必要保留一个由具有平等主权和共和国组成、任何民族的人权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保障的联盟式的新苏联吗?”——全苏联就此全民公决。有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结果有76.4%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保留苏联联盟的全民选择。
苏联需要存在，那么，未来的苏联联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苏联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经过反复讨论，当年8月确定了新的联盟草案。最简单地概括这一联盟草案：联盟的成员身份是自愿性的，共和国的法律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征税权力也将移交到各共和国。苏联最高苏维埃将被解散，而中央部委要么被解散，要么仅仅变成一个各共和国之间的协调机构。——如果从苏共的角度看，这一草案与苏联解体无异。
这一草案最后的争议是：联盟税。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办法，叶利钦才撤销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通过固定的税率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这一草案将于当年8月20日签署。叶利钦仍然犹豫，戈尔巴乔夫搞定了最后一个细节：“起初他(叶利钦)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经过解释，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他的顾虑打消了。”一切准备就绪，从草案到签字细节，苏联的新联盟呼之待出。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评论一直不太正面，其中最著名的判断是，“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在戈氏改革的路径里，过去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苏联共产党，是被削弱的利益集团，他们成为“后卫队”也是正常。但是，政治活动是无可抱怨的，政治家必须面对并且恰当地处理这一利益集团。朝着自己目标前进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没有足够理解并解决好这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善后”事宜。这一潜在危机源，随着苏联新的联盟草案签署，即将引爆。
1991年8月15日，在苏联的新联盟草案签署的前5天，《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联盟条约草案，这一草案令人震惊，而先前是准备签署完毕再公之于众。这是引爆后来“8·19”事件的关键因素。而戈尔巴乔夫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政变”：“溢出忍耐杯子里‘最后一滴水’，就是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在完成联盟条约草案最后的讨论里，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讨论了干部问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和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当时叶利钦很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他甚至几次起身走到凉台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叶利钦的直觉是正确的，“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
结果，包括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在内的苏联副总统、总理、内部部长等苏联高官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挽救并且捍卫苏联的统一。一直隐而未彰的苏共“保守派”开始发力，力求绝地反击。
1991年8月18日傍晚，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去到戈尔巴乔夫休假的别墅，他们建议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紧急状态命令，被拒绝。戈尔巴乔夫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那您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副总统)，‘脏活儿’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再拒绝。
“那么，您辞职也行。”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愤怒他的苏共同僚们的作为。但他也由此失去自由，所有电话以及其他通讯方式被切断，被拘禁在福罗斯别墅。
第二天，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史称“8·19”事件。
在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之时，叶利钦还在睡觉。前一天他在哈萨克喝了一顿大酒，后半夜才飞回莫斯科。他的小女儿叫醒了他：“快起来!莫斯科发生政变了!”“你们怎么，跟我开什么玩笑?”……叶利钦醒了。随后迅速起草了一份《告俄罗斯公民书》：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种武力手段是不可取的。它在破坏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名誉，损坏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威信，把我们拉回到“冷战”时代，在国际社会中把苏联孤立起来。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宣布，取得政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与此相适应，我们宣布，该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
叶利钦迅速去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这天中午，叶利钦离开办公室，走向人群。这时，白宫周围已经聚集了将近1000人。叶利钦爬上塔曼坦克师110号坦克，对着苏联记者，更多的是西方记者的电视摄像机宣读了他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号召俄罗斯人民抵抗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政变”新闻，马上成为全球性突发事件，“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叶利钦用这种抵抗者的形象，在第一时间里定义了这一事件。
叶利钦的卫队长很担心场面失控，美国人建议在突击发生时给叶利钦提供政治避难——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在白宫附近。紧急状态第二天夜里，叶利钦正在医生房里打个小盹，枪响了!叶利钦的卫队人员叫醒叶利钦，下楼直奔车库，坐进车里，准备出发。叶利钦彻底清醒过来：“你们是要去哪儿?”“美国大使馆，200米就到!”叶利钦断然喝止住了他们：“返回去!”叶利钦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卫队人员实在无法，最后只能说服他去了地下室。
紧急状态第三天17时45分，戈尔巴乔夫别野里被切断的电话接通了，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叶利钦……这天深夜，在叶利钦的人马陪同下，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参与“政变”的苏联高官迅速被捕。
1991年8月22日，恢复自由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在解释自己“解散”苏共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苏联与俄罗斯
回到莫斯科重新去克里姆林宫上班的戈尔巴乔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跟一位西方记者发出自己的感叹：“我从福罗斯(被拘禁之地)来到另一个国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而是另一个人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两个强人的对抗，结果出现：他输了。更令人感叹的是，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僚们，政治上的“保守派”，帮助激进派叶利钦完成了权力逆转。
在与叶利钦见面时，叶利钦的“命令”很直接：“我们有着痛苦的经验，8月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我请求您，从现在起，任何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在自己第二本自传《总统笔记》里，记录这段命令之前，叶利钦还写道：“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变化。
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签署叛乱后的第一批任命，重新任命国防部长与克格勃主席。这天深夜，叶利钦通过电视报道知道了这一任命，时间虽然非常晚了，但他仍然给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指责这一任命;戈尔巴乔夫申辩说：文件已经签署。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叶利钦。“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驱车赶到戈尔巴乔夫的住处，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让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辞职。戈尔巴乔夫尽管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让我考虑考虑，看看怎么纠正过来。’‘不行，’我说，‘您不当着我的面处理完这个问题，我就不走，请您把国防部长直接叫到这儿来，让他辞职。’”
任命还不到一天的国防部长被叫来了，戈尔巴乔夫当着叶利钦的面，通知他：辞职，退休。新任克格勃主席，也是同样的命运。想想这一场景，情何以堪。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还有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即被“政变”打断了的新联盟条约需要寻找重新签署。尽管戈尔巴乔夫虽然仍然是名义上的苏联总统，但总统这一职位所需要的权力资源，他已经丧失，对未来苏联走向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也已消失。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在明斯克的别洛韦日密林秘密签署了协议，宣布由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三国发表的协议声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现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虽然这年3月有过一次全苏全民公决，赞成保留苏联，但这一全民公决没有阻止苏联的解体。
在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之后，他们将这一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记录签署这一协议的时刻：“我们真的要永远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放走’，用这份协议书给他们以牢固的、与俄罗斯同等的地位了。苏联帝国的丧钟敲响了。我知道有人会指责我，说我是报复戈尔巴乔夫，说单方面拟定的协议只不过是剥夺其权力的一种手段。我知道，现在这些指责将伴随我的一生。因此，这个决定尤为沉重。除了政治责任外，还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里，在别洛韦日密林，某种自由、轻松的心情会油然而生。签署了这份协议，俄罗斯就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问题不在于使100年前征服和兼并的部分脱离原来的帝国。文化、生活、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或早或晚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些部分反正要留在共同协作地区。俄罗斯走上了和平、民主、非帝国的发展道路……”
一个庞大国家的解体，2亿多人民的分裂，除了沉思，任何感叹，都显菲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