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主20年：叶利钦花120亿收买军队镇压议会

　　虽然后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彼此都指责对方如何享受这种特供制度，并且贪得无厌，但回到他们晋升之初，他们的震惊，以及力图改变这种制度的真诚，还是不可否认。

　　晋升中央书记之际，戈尔巴乔夫所关注的制度，更是属于政治尤其是党务部分：“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

　　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各自的晋升中央之初，“小灌木丛”渴望改革国家之梦想，十分醒目，而且真诚。只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辞世;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总书记，15个月后，辞世。即使戈尔巴乔夫也不讳言，无论安德罗波夫的愿望，还是实力，此际应由他出任总书记。但是，总书记之位，由年老病重的契尔年科接任。幸好时间也仅一年，契尔年科辞世。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反对者叶利钦

　　虽然跟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年龄，但叶利钦的仕途远没有戈氏顺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差不多一个月后，叶利钦才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长途，苏共中央书记建议他到莫斯科工作，出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

　　作为同样边疆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叶利钦描述边疆苏联人与莫斯科苏联人的关系：当时全国盛行一种莫斯科综合征，这种综合征表现独特。其一，人们对莫斯科人一方面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迁到莫斯科，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莫斯科人，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确。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首都还算不错，也有当时总想搞一些波将金(摆样子的假东西)那种装样子的村庄的原因。

　　但是，叶利钦拒绝出任建设部部长。

　　直率大体是叶利钦天生的性格。叶利钦解释自己的拒绝：我这个中央委员在州委干了9年半的第一书记，一下子把我抽调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设部的部长，这似乎不符常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生产在全国排第三位，先前州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去做中央书记，这是传统，而凭什么却让我去做一个部长?

　　从建筑工地起步的叶利钦，性格火暴，而且他以此为傲。在自传里，他记录他当总工程师时与局长的关系：有时他(局长)来工地嚷嚷一番，但我如果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就不听他的，我行我素。这使他气得发狂。有时，我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如果同他顶上几句，他就将车在半路一停，说：“给我滚下去!”我说：“我就不下去，哪怕将我送到哪个汽车站也行。”我们就这样在车中面面相觑，甚至要僵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将我撤职。

　　虽则如此性格，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任用命令，还是无法真正拒绝的。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成为莫斯科人，实则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和作用甚大。只是，后来两人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这一节被轻轻放过。

　　当时有人指责叶利钦在莫斯科第一书记位置上，对下面区委书记撤换太多，叶利钦对此颇为不服：在我任职期间，有60%的区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所以，从这方面讲我和戈尔巴乔夫可以展开一场争论，是谁在干部问题上做得过了头。——换上自己认可的干部，这是苏共体制核心法宝之一。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是没有挑战者。当时的莫斯科第一书记格里申被授权起草政治局成员名单，这份名单里竟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格里申想当党的首脑，这是苏共中央众多委员共同的推测。但显然，这个时候，谁也比不过戈尔巴乔夫有声望，他顺利当选。在戈尔巴乔夫计划换掉的66%的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里，格里申自然排名靠前。谁来接任呢?

　　答案很快揭晓。上任仅两个月，叶利钦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同年底，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真理报》第一副主编回忆他跟戈尔巴乔夫的一次休息室见面，话题谈到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戈尔巴乔夫禁不住脱口说道：“唉，要是再有那么几个叶利钦，我们就会更快地推进改革喽!”

　　很遗憾，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蜜月期”仅两年时间。

　　看起来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在任市委第一书记接近两年后，1987年9月总结莫斯科的工作，没有完成计划的企业达到39个。而且33个区中也仅有5个区完成了任务。后来，在苏共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理解的叶利钦所说的原因是：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两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站在历史的后点来看，这种判断，可称为洞见。

　　只是，当时叶利钦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莫斯科工作不见起色的因素何在。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将莫斯科工作不力的原因指向了更高级的领导：我开始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和语言中发现一些从前尚未发现的东西。从前，他们关心和支持我们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现在这已被一种冷漠所取代，特别是个别政治局成员更是如此。……我请求解除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接到这封信后，戈尔巴乔夫及时安慰了叶利钦。但随后事件再起波澜。在讨论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利钦毫不留情地向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提出了20多条意见。“戈尔巴乔夫坐不住了，打断了会议，气冲冲地疾步走出了会场。这时，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都呆坐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大家僵持了大约30分钟。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回到会场，开始发表看法，不过，不是针对我提的建议的实质，而是针对我本人，并且采取的方式全然是批判的，近乎歇斯底里。”

　　苏联解体后，这一历史事件的各个当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曾经讳莫如深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其冲突，终有接近事实的披露。

　　稍后苏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再次要求发言，这次发言，公正地说，叶利钦意识到了已经开始改革的苏联的症结，“以传统方式改造传统苏联难以成功”。他说：“代表大会谈到了2~3年内完成改革，两年已经过去了，或者正在过去，现在又重新说，还需要2~3年，这使人民不知所措，使党不知所措。我们曾不断提出少发文件，可下发的文件一直很多。这些文件在地方引起人们应付的态度，或者说不信任的态度。然而决议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制订出来了……”

　　叶利钦所述种种，确实是当年苏联变革艰难的原因之一。只是，很遗憾，叶利钦的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容易被接受，尤其是苏联最高领导层所能接受的方式。而且，在发言的最后，叶利钦公开、近乎挑战式地提出：解除他莫斯科第一书记与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这次会议上，26位苏共中央委员上台批判叶利钦，叶利钦出局，不可逆转。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见上的冲突，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又演化为情感上的对抗关系。两次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里记录：“(1987年)11月9日，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里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正在抢救。很快事情明朗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种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在叶利钦的自传里，他强调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即命令仍在住院的他去参加莫斯科市委全会。“对这个做法，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一定要把一个病人从医院里揪出来，以便解除他的职务。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我态度不好，但他那样做——那样不人道，不讲道德……也确实让我没料到。”

　　两个注定要改变历史的政治家，在情感上不再可能融洽。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两年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出现，虽然当时看上去微不足道。因为这对政治对手的极端冲突，苏联的制度变迁，若以民主制度建立为观察轴，有了罕见的戏剧性的传奇。只是，惯常，我们过于注意的是人事冲突，而忽略他们对制度变迁，特别是新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

　　叶利钦被解除了莫斯科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对待政治对手——“斯大林是杀害，赫鲁晓夫是让他们退休，勃列日涅夫则将他们派往遥远的国家当大使。”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正部级待遇)。但戈尔巴乔夫在通告这一任命后，告诉叶利钦：“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果真?

　　苏联改革，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改革?苏联又如何解体?——戈氏政治生命的起点与终点，相信将是一直讨论的议题。这两个疑问，曾经流行的解释是美国总统里根“挤压战略”的结果，尤其是“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里根之后的继任总统布什即如此宣称。但是，这个答案让人着迷，却不真实。

　　里根确实采取了“挤压战略”，其一对苏联进行制裁，禁止西方向苏联出口技术;其二以“星球大战”计划为主，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研究者对此战略基本的共识是：美国在对苏联进行经济“挤压”时，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仍然向苏联提供技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粮食，“美国战略没有直接导致苏联的改革”。同时，美国在武装“星球大战”之际，苏联的选项却是主动削减武器，完全不对称，何言“竞赛”。真正的“国际因素”，研究者考古斯认为：“1980年后损害苏联的不是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而实际上是油价的下跌、货币贬值以及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做出不再贷款给莫斯科的欠有债务的东欧盟友的这一决定。”苏联解体20年后，更从容地观察曾经的苏联，这几种因素，作用更彰，值得细说。

　　苏联内部的自身的因素，才是戈尔巴乔夫选择改革的关键所在。

　　按苏联方面统计，1985年，苏联人均GD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而其人均收入，则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一般而言，像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其民众在当时并不可能有国际比较的概念，所以单由统计数据而论苏联人之变革动力，未必有据。只是，苏联经济的短项，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却在此际引发连锁性反应。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1/7，因此每年要用宝贵的70多亿美元外汇进口粮食。而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猛降50%，已经低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这不仅使苏联为石油输出而投资的大量输油管线成为无效益的投入，也使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其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甚至低至1.5%，危机出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面临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