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王后曾喜爱简洁服饰 被批不奢华有失体统

　　澎湃新闻：为什么在旧制度末年，法国上流社会的女性会追求锦衣华服到如此地步?

　　汤晓燕：这是因为从18世纪开始，法国不再有限制服饰的“禁奢令”，也就是说，原先用以规定什么等级的人可以穿戴什么样的服饰的法律已经名存实亡了。用服饰上的极度奢华来表明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古代等级社会统治阶层惯用的手法。而到了旧制度末年，单从服饰外表而言，已经不能区分社会等级，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商人的妻子也可以穿得像个贵妇人。

　　这就意味着，在外观上模仿社会的顶层群体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这就给真正的贵族等级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此前在一个等级制度稳固而森严的社会里，严峻的法律可以清楚地界定不同等级的人。而到了18世纪，不仅禁奢令已经消失，而且贵族等级存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饱受质疑，因此贵族等级就比以往更需要用外在的富丽堂皇来划清并巩固自身群体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界限。

　　所以，概括地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上流社会贵族女性服饰上的极度奢华折射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原有的等级社会结构遭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贵族等级的统治地位开始摇摇欲坠，因而他们就更需要用外在的奢侈去维系原有的高贵。

　　关于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服饰上的挥霍无度，有关她的学术研究、传记甚至影视作品都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比如她每周都要制作新衣服，发明出有半米高的发型、凡尔赛有数个房间堆满了她的服饰，等等。这些都是史实。

　　但是，我想强调她的另外两个方面。首先，早期安托瓦内特对华丽服装的热爱确实是她自己比较轻浮的个性所决定的，因为她实际上当王后的时候也不过是个20来岁的女孩子。更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王后和整个法国贵族等级金字塔尖的人物，在服饰上表现出法国王室的权威与实力，实际上是她的义务。早在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四每次出席舞会或其他宫廷场合，都是满身披挂钻石与黄金饰品。而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奥利地女王也曾经告诫她，服装上的豪华奢侈有助于树立她个人的权威。

　　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其实也有喜爱简洁服饰、崇尚自然的一面。她在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宫里常常与同伴们一起装扮成牧羊女，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馆里至今保存着她如此打扮的版画。在另一幅流传下来的著名肖像画中，王后只穿了一条极其简单的白色平纹纱裙，全身上下毫无装饰。这种简洁的白色长裙也是当时上流社会女性中悄然流行的一种风尚，当然这股风潮还远远撼动不了华丽装束的统治地位。然而就是这幅画为她招致了意料不到的抨击，公众舆论认为王后这样打扮是有失体统。所以说，现存的图像资料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多面的安托瓦内特。她在服饰上的穷奢极欲既是个人的爱好也是作为统治阶层权威象征的必需，与此同时，她所表现出来的对简洁自然风格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慢慢涌现出来的新的审美倾向的体现。这种新的审美倾向或者说审美趣味将会在大革命爆发之后大行其道。

　　澎湃新闻：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女性服饰发生的显著变化是什么?

　　汤晓燕：大革命爆发之后，巴黎街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首先几乎所有女性都抛弃了此前华丽精致的装束，转而穿上较为简单朴素的服装，不论是从款式还是面料的考究程度而言，简洁的风格大为流行;那种高耸的发型或者是装饰着许多缎带羽毛的帽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发饰。

　　第二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女性用富有革命含义的服装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服装面料采用红蓝白三色，法国国旗上的红蓝白三色是大革命时期确定的，这是支持革命的象征;或者是穿着条纹图案的裙子，条纹图案来源于英国，当时法国上流社会十分推崇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不论是男女服饰，采用条纹图案就暗含支持立宪制，当时甚至有巴士底狱模样的小耳环出售，因为攻占巴士底狱是大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

　　这些服饰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许多著名的时尚商人在革命来临之初就随同贵族出逃，巴黎繁荣的时尚行业在革命爆发之后陷入困顿。而更重要的是，在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服饰成为人们表达立场的绝佳工具。拥护革命者用服饰表达对革命的支持，而反对革命的保王党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仇视心态，比如红白蓝三色的徽章成为革命重要的象征物之后，保王党们故意在帽子或外套等显眼的地方佩戴黑色或白色的徽章;在革命政府颁布《反不宣誓教士法》之后，有些女性用服装上的宗教图案来表达对该法令的不满。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女性只是盲目地追求时髦或者有些谨慎的人用拥护革命的服装来掩饰他们真实的立场。

　　简单地说，大革命爆发之后，服装，不仅仅是女性服装，成为区分立场与团体最快捷的工具。在服装成为革命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原本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外在表象就转化为权力角逐并且再现自身的载体。这一点不仅在大革命期间的女性服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离我们更近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澎湃新闻：三色徽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象征符号，除了审美意义外，更有政治内涵，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三色徽之争”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汤晓燕：三色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流传时间最久、最被人接受的革命象征物，一直到此后的拿破仑时代、1848年革命期间，仍然有许多人佩戴它，组成它的红白蓝三色至今仍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大革命期间有过一个重要的“十月催驾事件”，也就是巴黎妇女到凡尔赛把国王一家“劫持”着带回巴黎，这一事件的起因就是有传闻说在王后举办的宴会上，有人把当时已经被视为革命标志物的三色徽章撕下来，扔在地上踩踏。这一传闻激起了公愤，导致“十月催驾事件”。由此可知，三色徽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三色徽之争”。按理说，三色徽是所有支持革命一方都乐意佩戴的，但是同属革命阵营的女商贩和另一些更为激进的组建了自己的革命俱乐部的女性之间却因此产生严重分歧，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后者要求所有女性都要佩戴三色徽章，但商贩们因自身经济利益受损而对某些革命措施不满，故而反对这一强制性要求，并且进一步把性别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引入冲突之中。女商贩们提出，女性就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因而也不应当佩戴三色徽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装饰物。最后因为这样的纠纷导致了多起冲突事件，最终革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了当时唯一一家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女共和革命者俱乐部”。

　　通过小小的三色徽引发的冲突现象可以看到如下事实：首先，支持革命的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因为经济利益、政治理念等多种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其次，革命者所颂扬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实际上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普世价值，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女性并不具有与男性一样的理性及政治能力，所以她们也不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因此，一个不起眼的服饰现象可以透射出革命群体内部的分裂以及两性关系之间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