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青年团：元首比生父重要 大义灭亲时有发生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拖垮魏玛一代的怀疑、软弱、自我沉沦等等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对希特勒来说，德国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和皮革一样坚韧，和猎狗一样灵活，和克虏伯钢铁一样坚强。”这些词语被政权中激情的青年拥护者们当作真理来记诵。梅丽塔·玛舒曼知道“要求我们的‘坚强’是‘接受惩罚’时表现出的坚强。我认为我们在面对困境、惩罚和苦痛的时候都得学会坚强。”热爱德国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年轻的纳粹分子“希望使自己变得‘坚韧，灵活而坚强。’”

　　玛舒曼一有可能就离开学校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新闻宣传部。“我想以政治教化民众，当然，以清楚的民族社会党人路线。”她是少数几个享有特权的人中的一个：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女性和男性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最理想的是从事家政工作、生孩子以及干田间地头的农活。少女团和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结构和活动都很落后。对于女孩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或者精英的组织——所有的女孩都差不多，就是用来做服务工作和生育下一代的。

　　希特勒青年团任何分支中的生活都是残酷的：没完没了的警戒满足了青少年们行动的需求。理想就是充实一天当中的任何一刻。不管是体能训练、文化作业、社会指导，或者甚至是强制性的在一个非正式的场景中讨论政党目标的“家庭傍晚”，一切都是在竞赛。这种无尽比赛的结果就是个人内心生活的减少。冯.席腊赫以每一年的既定项目来命名这一年的政策也增加了控制感：1934年，第一年，称作“训练年”。

　　这个组织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青年人是由青年人来领导的。1932年纳粹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年领导人都只有20来岁。年轻人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每天的生活都是由同龄人而非等级中的长者来领导，这样他们在这个新政权里就占据了中心的重要地位。他们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帝国的活力种子，而且是社会系统里的中心支柱。正如冯·席腊赫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那样，民族社会党是“青年人的政党”。

　　代间的关系一举颠倒了。青年人现在处于支配地位，而且用“一种冷淡的傲慢”来表达他们的优越性。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这种傲慢对新的政权来说是有用的：既然“青年人的时刻”已经来临，很多希特勒青年大起胆子回敬“自由资本主义的伪善”。他们以一种“啤酒瓶战役”的方式扰乱学校生活、打破给他们低分的老师的窗户、协助初级中级教育中都发生的清洗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运动。

　　由于仇视理性、怀疑知识，纳粹教育的方针很简单。每个年轻人都被反复灌输对元首的个人崇拜以及“人民共同体”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政策，认为雅利安人种是“文化的缔造者”，而仇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毁灭者”。纳粹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诠释右倾思想的诗歌，还是关于犹太人是异族的数学问题。像传经、艺术以及大部分科学之类的课程被取消，男女之间的区别被无情地强调。

　　在这一重新编排的清楚政策下，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混乱了。梅丽塔·玛舒曼不得不秘密地加入德意志少女联合会，因为她的父母不同意。持异议的或者慎重的父母可能还是会暂时阻止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总体来说加入这个团体才是大势所趋。如果父母不让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可能会被罚款甚至面临监禁。一些孩子甚至被带离其父母身边，因为这些父母“政治上不可靠”——这是一个包括帮助犹太人在内的罪名。

　　这就造就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取代父母居于控制地位。积极的青少年告发父母的情况时常发生。一个名叫瓦尔特.赫斯(WalterHess)的希特勒青年团年轻领袖因为直接向国家秘密警察组织揭发其父亲而声名远扬并得到晋升。作为一个前共产党人，海赫.赫斯(HerrHess)称元首为“嗜血的疯子”，并且批评儿子参加纳粹活动的行为。当天晚上他就被捕了，死于达豪集中营(Dachau)。希特勒青年团的告密者们不断地报告发生在学校、工作和家里的对话。猜疑变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调。

　　对付不参加青年团的人另外一个强大的武器就是排斥，这个方法简单可行，因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一直穿着制服。落后分子受到同龄人的捉弄、老师的侮辱，成年了的话还要被处罚款：例如，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身份对教师和一切行政性质的工作来说都是强制性的。这些人的父母也不会得到晋升。更顽强抵抗的一些人由希特勒青年团专属的警察力量来对付，所谓的专属警察力量就是建于1934年7月来监管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无纪律行为的巡逻队(theStreifendienst)。

　　这一结构的中心就是元首本人，对很多人来说他取代了生父的地位。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青年人在一种狂热的氛围里举行了游行。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重申了青年人在其新世界秩序里的地位：“我们需要的是不软弱、如燧石般坚硬的人，我们希望你们从少年时就能学着克服困难和逆境。在我们的人民之间没有阶级之分或者阶级差别，你们必须斩断阶级差别的意识在你们中间扎根的机会。我们对未来德国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特勒与他选定的孩子之间的认同是相互而完全的。这种认同得到冯·席腊赫的鼓励，体现在如“你的名字，我的元首，是青年人的幸福;你的名字，我的元首，对我们来说就是永垂不朽的生命”之类的口号里。希特勒的神性在一股强烈的青年宣传潮流里得以强化：希特勒青年团的广播和杂志通过销售纳粹党的小玩意以及元首本人的半身像瞄准了任何年龄层，而元首半身像几乎成了孩子卧室里无处不在的固定装置。对于够幸运的人来说，真正遇到这个伟大领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