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笑事件”人们因何而愤怒？

　　职业骗取同情心始于近代流民

　　近代中国，各种天灾人祸不断，流民数量极为庞大。水旱灾害稍有发生，影响到年成，往往就会将大批流民无情抛向社会。“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他们为图生存，只好逃荒，而逃荒差不多就是乞讨的同义词了。1930年“陕甘重灾”，出现了大面积逃荒，流落全国各地的乞丐有“二十万”之多。1931年江淮大水，绵延数省，有学者统计，这次大灾造成的流民竟达一千多万之多，十分惊人。

　　这些流民，大多成为了乞丐，而其乞讨的地域半径，也是惊人的，不但遍布全国，更有甚者，已经跨出国门，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远赴欧洲，完成了横跨徒步横跨欧亚大陆的壮举。光绪年间，朝廷屯垦奏请屯垦实边，数万湖北兴国贫民前往，因为政府准备工作不充分，导致大量人口无粮可食，无地可种，而不得不远赴俄国逃荒。清朝末年，有中国留学生甚至在巴黎遇到了沿街卖艺乞讨的兴国同胞，被法人所笑，引为奇耻大辱。

　　如此之多的乞丐，时间一长，内部自然出现了分化。乞丐不需要复杂的职业培训，只要放得下尊严，伸手乞讨，即可得钱生存，相较于出力苦耕，实在是省事省心。这是这个“便利”，让一部分丐中“精英”，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

　　职业化骗取同情之路

　　近代以来，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自然也成为了各路放下自尊，以他人同情心为安身立命资源者的首选目的地。

　　据1934年的一份调查，广州市的乞丐竟达50000人之多。30年代上海的各种调查也显示，全市男女乞丐达到了二万五千人。在这些近代大都市中数目巨大的乞丐中，各种流民乞丐之间产生了分化。大部分乞丐因暂时的生计困难流落城市，但只待家乡灾荒缓解，便回乡重做良民，对他们来说，乞讨只是被迫的，暂时的一段不那么光彩的经历;而另一部分，则在都市扎下根来，靠着自身过硬的心理素质，骗取城里人廉价的同情心，变成了职业乞丐。

　　职业骗取同情心者分工明确细致，各有各的从事，各有各的地盘，至于种类，则千差万别，洋洋大观，其中较为普遍的，经当时学者的调查分析，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诡诈型，就是靠欺骗来博取同情。这种人，在当时被称为“文丐”，大多穿着体面，面前铺着一张白纸或白布，上面写着种种苦处，也有的用粉笔直接写在地上。内容则大同小异，有的说自己出身大族，不幸父母双亡，投靠亲友却耗尽盘缠，求给资回乡;有的则说父母、子女有病，无钱医治，求救命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代时有穿校服装学生或者没了川资继续旅行的背包客，跪地求学费路费者，当是这种乞丐的直系后裔。

　　第二类是化妆型，假装自己缺胳膊断腿，或者用猪血白蜡，贴以膏药，制造出种种创意百出的地狱恐怖情形，效果往往十分逼真，堪称影视特型化妆技术的先驱，在博人眼球、惹人同情上，效果上佳。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不少自幼被拐骗的儿童，被丐头砍断手足，整成残废，变成骗钱工具，过着凄惨的非人生活，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这种行为在职业乞丐里的行话叫“生采折割”，有多丧尽天良，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类是强取型，这种以精装男子为主，当时称为是“武丐”。有的手上盘着条蛇，胁迫过路之人给钱，不然就一直用蛇相威胁;有的则脸皮奇厚，挨家挨户沿门强要，不给则赖着不走;还有的见前面车上坐着穿着整齐的太太小姐，就上前追赶不停，口中念念有词，实在讨不到，大骂一通或啐一口方休。这已经超出骗取同情心的范畴，发展为强取。

　　强取型还有一种半职业化的变体。部分地区的农民，每到秋收完成之后，每家每户留二三人看门，其余则成群结队出动，选出首领，下江南强讨。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每个一庄，便索要口粮、柴薪、钱财，到来年春季才北归，名曰乞讨逃荒，实则打草谷。

　　从性质上来看罗尔的行为相当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结合，只是从近代的站在街角铺块白布再把孩子抱着，变成了在互联网上散发孩子的视频和精心制作的文章。自然影响范围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