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反对毛泽东江青结婚遭忌恨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 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时间较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一九三九年回过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后来，张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意思是“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疑心

　　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这就又联想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 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的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刘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就又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这是对刘有意见的。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 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 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 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 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