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等人阴谋策划武装政变具体方案有哪些？

　　核心提示：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相互勾结，各自夺取一部分权力。然而1969年4月中共九大结束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集团便结束了过去相互勾结的历史，而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开始了倾轧。林彪集团认为，老一辈的干部多已被打倒，按林立果的话说，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主要是“上海帮”即张春桥一伙。张的后台又是江青。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夺取权力的一次尝试。其具体方式，是想以继续捧毛泽东为“天才”，提出设国家主席，打倒不赞成这些提法的另一派“秀才”势力(其实张春桥等人已经揣摩到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并反对“天才论”)，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扫清道路。然而，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制造个人崇拜的吹捧感到“讨嫌”，并感到林彪集团的势力膨胀，便以批判为林彪制造舆论的陈伯达为由头，给了这伙人当头一棒。

　　庐山会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争论设不设国家主席和讨论“天才”这一空泛的理论问题，实际的内情却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阴谋集团的互斗。当时，毛泽东批判了支持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林立果得知消息后惊叫“翻车了!倒大霉了!”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印发全体代表之前，毛泽东先派人送给林彪过目，单从信件的语气而言，两人的关系依然是亲密无间。毛泽东将批判矛头都指向了陈伯达。其实，这时采取的是“批陈保林”的策略。毛泽东清楚，陈伯达只是林彪的一个炮筒，但是这时他还是准备显示善意来保一下林彪，并不准备摊牌。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不过，他依然表现出对林彪的信任，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当时所讲的“错误”，指的是在会上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陈伯达的看法。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了，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3天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发表。公报用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公报还强调党内要团结，反对分裂主义。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还只是空泛地扫过这段话，并不知含意所在。而林彪敏锐地意识到公报的重点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反对唯心主义、分裂主义。谁在搞鼓吹“天才”的唯心主义、分裂主义或准备搞分裂主义?表面的矛头是指陈伯达，实际上陈不过是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想搞“分裂”哪有本钱和实力?锋芒肯定另有所指。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对叶群和吴法宪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实际上，他们是想以韬晦之计暂时过关，再做他图。

　　九届二中全会刚一结束，江青就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来访竟是如此隆重和规模庞大，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也同时驾临。叶群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江青一面顺水推舟地应付着，一面又在得意之中教训了这些人一番。叶群等人表面恭顺，内心的仇怨却是更上一层。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历来反对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的毛泽东，意识到要对林彪和陈伯达的幕后活动进行揭露和清理，随之采取了毛泽东所比喻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