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不篡皇位是他不想而非不能

　　多数人看《水浒》，看到最后，总会忍不住问自己：这就是宋江给弟兄们找的出路吗?假如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

　　假如宋江不投降，摆在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维持现状;二是“取而代之”。

　　所谓的“维持现状”，就是尽量巩固和发展水浒根据地，建立以梁山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半幻想半现实的特殊社会;但仔细想想，这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是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的，因为随着梁山队伍的不断扩大，吃饭问题就会上升成为梁山自治区的根本问题。

　　梁山在王伦时期大约有一千人马，后来又兼并了几个山头，人马越来越多。照学者萧兵的估算约有两万人，但我看这仍然是梁山前期的人数，到鼎盛时期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宋江在攻打东平府时，对董平夸口，说他手下有“雄兵十万，猛将千员”，这当然不可全信，古人打仗把兵力夸大是常有的事;但拦腰砍断，说他有四五万人马，我还是相信的。证据一：在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的前夕，宋江传令调拨人马给他和卢俊义，结果他和卢各得马步兵一万，而且还不算双方负责接应的水军。如果两支水军各以五千计，这次参战总人数当在三万以上。再加上山中守寨的将士和家属，梁山此时的人口应不少于四五万人。证据二：在此前不久的曾头市战役中，吴用听说曾头市立了五个寨栅，便也调拨五路兵马前去攻打。东西南北四寨共派出一万两千人，中军和后军各领兵五千，计此次战役共派出马步兵两万两千人，负责驾船接应的水军、山中守寨的将士，以及大小头领和士兵们的家属仍然没有计算在内。

　　这四五万人都不生产、不交换，只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必然会使“粮荒”将成为梁山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面对日益减少的牛肉、日趋寡淡的烧酒，意志薄弱的青年一定会在心里犯嘀咕：“杏黄旗到底能打多久?”那么能不能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改成“小盅喝酒，小块吃肉”，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呢?当然不行。因为梁山自创立以来，就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作为它的“企业形象用语”来吸引根据地之外的好汉的。现在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改成“小盅喝酒，小块吃肉”，那和我在家有什么区别呢?

　　长期以来，梁山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拦路抢劫;二是异地掳掠。前者主要是在闲时，一个或几个头领带一些喽啰在梁山附近设伏，将过往客商或富豪官吏的钱财公然搬取上山;后者是打听到哪里有钱粮广积的庄园或州县，找个茬子，连人带物掳上山，如若不从便刀兵相见。如三打祝家庄，顺带拆迁李家庄、扈家庄，围攻东平府与东昌府等。前一种途径周期短，频率快，投入小，可以看作是“零售”;后一种途径风险大，周期长，利润高，可以看作是“团购”;但不论是“零售”，还是“团购”，都不能持久。试想，梁山附近的道路如果长期设卡，违规收费达数十年，过往行人明知道小命不保但还是有人走，除非是傻瓜。远征采食的方法虽然成本高，产出大，但总有个尽头。几年之内，方圆数百里的村寨和州县都打完了，梁山就只能把目光投向远方。远方也打完了，就只能投向京城汴梁。这就意味着梁山和大宋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决战。大宋再弱，也不可能坐等敌人火烧眉毛。因而“维持现状”这条路，从长远来看是走不通的。

　　“取而代之”倒有可能，只是宋江不想，或者说不敢。梁山到最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如要彻底荡平，就只有徽宗“御驾亲征”了。仗打到此时，朝廷实际上已经无将可派，无计可施了;否则，也不可能让监军童贯，太尉高俅领兵出征。因而我与大部分论者看法不同，我认为宋江不敢“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不是因为实力悬殊，而是由于精神矮化。用孟轲先生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也就是说，是思想，而不是实力使得他在去东京的路上踌躇不前。换成时新的话说就是，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

　　那么，宋江具备些什么思想呢?在99回中，他与擒住方腊的鲁智深有一段经典对话：

　　宋江道：“今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得父母。”智深听了，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听罢，默上心来，各不喜欢。

　　在这段对话中，宋江先是让鲁智深在京城当个大官，遭到拒绝;后来见他不肯还俗，就退一步让他当一个“县处级和尚”，在庙里过过“官瘾”，同样遭到拒绝。我想，此时的宋江一定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他不明白，我宋某低头哈腰，蛇形匍匐，甚至不惜动用御用“二奶”李师师，才得到了招安的机会，但这些人面对到手的功名却一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麻将术语)似的，不知是为什么?

　　这当然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眼光极其有限，又无多少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的小公务员，在梁山上耍耍手腕还可以，一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便立马暴露出了小吏的局限。也就是说，他脑子里不可能产生比当官更美妙的政治想象力。因而他根本不敢想他能够取道君而代之。

　　这当然不是他的错，他错在把这样一种庸俗的功利观当成“天道”，然后以“天道”的名义号召并命令所有的弟兄去执行。最后落得个死的死，伤的伤，自杀的自杀，出家的出家，一百单八将十损其八的下场，连他本人也是在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的任上干了不到半年就被毒死在了办公椅上。这对他来说，当然是死得其所，因为他是为理想而献身的，死后也被朝廷“敕封烈侯”，也就是追认为“烈士”了罢;但那么多不愿招安的弟兄是为什么而死的?是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死的，还是为宋江的牌坊而死的?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