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因征重税引发江浙等地城市广泛民变

　　葛成：明万历“织佣之变”中的“激变良民”

　　◎吴钩 文史学者

　　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丝织业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的葑门，他们的目标是———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将盘踞苏州城的税官揪出来殴杀。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臭名昭著的税官黄建节正在殴打一名进城卖瓜、交不起重税的瓜农，于是怒不可遏的队伍立即向黄投掷石块，当场砸死了他。这就是苏州“织佣之变”惊心动魄的开幕。

　　苏州的织佣们之所以发起暴动，是因为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两年之前的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我们知道，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相信这些税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入他的个人腰包)，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说“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

　　葛成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与追随者在神前起誓：“今日之事，为朝廷为民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孰能说之。有听我号令者，从，否则，去”，并约定“不侠寸刃，不掠一物”，“分别敌友，不取财物”，将反抗的对象限定于盘剥商民的税官。领导抗税的组织者身上都带着一份“手摺”，上面写着每一个税官的姓名与住址。在葛成的指挥下，反抗队伍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纵火焚烧，来不及逃跑的税官被愤怒的人群拖出来打死。对苏州的良民则秋毫无犯，反抗队伍曾误入一民家，但很快就发现误会了，“首者即率诸人罗拜”。即使在纵火焚毁税官住宅时，组织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准备，防止火势蔓延。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提出来：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到了第四天，即六月初九，发起“织佣之变”的组织者在苏州各个城门贴出榜文，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第五天，葛成主动向苏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朱知府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地方官，虽将葛成收监，却对葛成及他背后的抗税织佣们表达了愧疚之意：“我实不德，以至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朱知府体恤民情的表态，葛成敢作敢当的大义，使得被“织佣之变”搅动起来的苏州城内的惶惶人心很快平靖下来。一场由“激变良民”(台湾历史学者巫仁恕语)发起的暴动，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谢幕，这在中国民变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见的。

　　明万历年间发生的民变绝不仅仅苏州“织佣之变”这一宗。事实上，自万历二十四年，为弥补因连年战事及大兴土木造成的国库与皇室储备空虚，万历皇帝派遣太监担任各地税使，督征商业税之后，中官自此四出，钞关(收税的关卡)遍设大江南北，商民经过，雁过拔毛。明人周晖的《金陵琐事》记录了一事：有个叫做陆二的行商，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活计。“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陆之草价不过八两，数处抽税，用银半之。船至青山，又来索税，囊中已罄。计无所出，取灯草上岸，一火焚之。”周晖感叹说，“此举可谓痴绝，而心之怨恨也，为何如哉?”

　　陆二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在由太监充任的税使的盘剥下，各地从事工商业的商户纷纷倒闭。结果便是激起一系统民变，如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临清民变;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民变;二十九年九月，景德镇民变;三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广昌民变;三十四年正月，云南民变……二十九年的苏州“织佣之变”，不过是万历二十四年之后，各地此起彼伏众多民变中的一起而已。朱明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也就在民变中被腐蚀殆尽。历史学者认为明亡于万历朝，是有道理的。

　　从更开阔的历史眼光来看，晚明税使的暴敛、国家权力对商业的摧残，更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引爆民变，而且导致传统中国错失了发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机遇。台湾学者侯家驹认为，明代中叶，由于“法网渐疏”，商业资本与自由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然而，因为“神宗的矿监税使遍天下，以及后来的边饷，致使刚刚欣欣向荣的经济为之夭折”。读史至此，宁不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