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高岗吹嘘：党内除了毛泽东就自己有水平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