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讲话致哪位领导人威望受损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实话。
代表们屏息静听,全场鸦雀无声,大礼堂只响彻着刘少奇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们完全被刘少奇的讲话所吸引,忘记了做记录:因为这是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农民的语言。”
刘少奇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来了个“三七开”: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对与会者的触动很大。
同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
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视条件,不能否定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刘少奇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也是与会者多年以来不敢启齿的难题: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从而面对客观现实,还要硬着头皮“大干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