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推崇的《三国演义》人物除了曹操还有谁？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道理时，举了中国古代六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三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

　　毛泽东最推崇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和曹操。认为他们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他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三国演义》这套)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辩证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

　　1957年1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代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之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毛泽东特别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他认为：一方面要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要看到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但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从不单纯地评论古典小说，也不从政治角度评古典小说，而是以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艺术实例从它们所处的作品结构中脱离出来，把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效果、新真理来。他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起建立蜀国的事。他与薄一波谈话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泽东在书信、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一定的道理。1936年，毛泽东为促成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引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谈到整风审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因为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了。”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菊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党史学者陈晋在赠笔者的其新作《读毛泽东札记》一书中说：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曾对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出主意，用干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比较，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于不称职的领导。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实非易事，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作者罗贯中的思想倾向。他对曹操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代表进步一方”，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l957年4月10日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而后1959年他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显然，毛泽东是不同意罗贯中的评价的，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从他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看，他对曹操其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认为作者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同他所处的时代情况有关。此见解极为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