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福建广东大力推广“普通话”缘何失败？

　　朝廷的态度：不承认失败

　　1777年1月8日，距离雍正皇帝雄心勃勃开展的推广官话运动已经过去了49年，皇帝也已经由雍正变成了乾隆，乾隆接见六旬老臣陈汝捷，证明官话运动彻底失败。陈汝捷生于1718年，正是福建人，十岁时就应该赶上那场大张旗鼓的官话运动，49年后面见皇帝，陈汝捷的官话仍然相当“费力”，“应对每形艰涩”，这也是引见时导致皇帝疑心的直接原因。

　　同样的语言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又摆在了雍正的继任者面前，但乾隆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推广官话运动，他唯一做的只是在陈汝捷的引见单上用朱笔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师派”，两年后陈因为功绩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他糟糕的官话水平并没有影响他的仕宦生涯，而与此相对的雍正皇帝那道独出心裁的推广官话的上谕却被一步步埋入遗忘的深渊。

　　这一埋葬的过程从乾隆皇帝正式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乾隆元年恰好是雍正当年规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广东的士子面临一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语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这两省将会被取消科举资格。而最终的考核结果也证明确实不合格，“偏方士子溺于士俗，转瞬限满，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但朝廷最后的决定却并非严格执行雍正停其科举的严厉惩罚，而是决定“于八年之期，再为展限”，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长到三年之后。

　　尽管在最后，中央仍然警告闽粤两省士子“倘嗣后仍延乡音教书之师，不肯学习官音，则三年之后，师生皆停考试，以示明罚”。但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在这次新的决议里，不仅再一次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通晓官话者寥寥无几”，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被彻底取消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不必勒定年限，以俟从容之化”。

　　到1777年乾隆皇帝接见陈汝捷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官话运动已经成为了一场遥远的记忆，那些少数仍然试图收拾这场失败运动残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皇帝严厉的命令下被迫罢手。就在皇帝为陈汝捷糟糕的官话忧虑的两年前，一位叫汪新的福建学政上奏皇帝，希望恢复官话运动时每年对福建士子的官话考核，但皇帝在他奏折上的批示只是冷冷的“所奏毋庸议”。

　　而在民间，学说官话则成为了一个笑话，在乾隆年间流行甚广的笑话书《笑林广记》里，专门收录了一则官话的笑话，兄弟二人学了一二官话后，便在父亲面前故意炫耀，当父亲问弟弟哥哥去哪儿时，弟弟用官话回答说：“撒屎”，而这句话在土语里听起来像是“杀死”，结果让父亲大为悲恸，直到其兄回来，方才转悲为怒，小儿子分辩自己是“我自打官话耳”。父亲则骂道：“这样官话，只好吓你亲爷罢了!”

　　官话运动留下的记忆大都只剩下笑声，而官方则试图忘记这场失败的运动。直到20世纪初，新的“国语运动”兴起，才让人多少想起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失败运动。但这场国语运动和之前由皇帝的一条旨意引发的官话运动完全不同，它并非由中央通过层层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推广，而是由民间兴起自下而上地逐渐扩散。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思考的也不再是如何让皇帝能听懂臣民的语言，以便朝廷更好地统治;而是如何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通过统一的语言，让全国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

　　1912年，进入新的共和国的国民，拿起新的第四册国文课本的第一课看到的是：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