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什么原因令曾不合的毛泽东与张闻天和解？

　　核心提示：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11月)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这时，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国土了，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

　　毛洛合作

　　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被赞誉为“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

　　张闻天同毛泽东相互关心

　　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他们企图用这种安排来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张闻天为人正派，并没按博古等人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

　　张闻天就职以后，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泽东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他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毛泽东也还是参与了经济工作方面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样，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逐渐密切起来。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央军委迁梅坑。毛、张的住处都一起搬到了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的一侧厢房住着毛泽东与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张闻天的房间。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毛泽东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不少问题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

　　踏上长征之前坦诚谈心

　　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张闻天的部署，即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张闻天一眼看穿，这是要把他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因为此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在闽赣省已经作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高层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要将张闻天实际上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去的一个由头。

　　张闻天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张闻天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领导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决定。在组织人事方面，张闻天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走”。张闻天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11月)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这时，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住在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眼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国土了，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住处前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不快、不满全都向毛泽东吐露出来。张闻天、毛泽东之间这次坦诚的谈心，使他们的接近和合作，在踏上长征的征途之前，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

　　张闻天为红军长征写社论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的。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

　　进入9月，朱德、周恩来、项英等签署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但是，对于突围行动这一巨大的战略转变，在干部与指战员中没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进行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基本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这正好给张闻天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可以把这两年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作一个比较系统的概括。

　　这篇社论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发表在9月29日《红色中华》上，署名张闻天。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文章，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从社论内容来看，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

　　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张闻天已清醒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他虽然还没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对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西征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当时的实际领导者根本没接受这些正确思想，因此，西征突围在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就不能不陷入困境，最终使红一方面军濒临毁灭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