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丝绸之路：路上的大咖是军队而非商人
芮乐伟·韩森：从目前存留的证据来看，没有当地居民称这条路为“丝绸之路”。或许，他们曾经称之为“丝绸之路”，但现在还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自在这条路上游历的人，包括很多僧人。我们从这些人的口中得知，这些路最常见的名字是什么，它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丝绸之路”这样广义性的名称，通常会说的是“去往某个城的路”。
时代周报：为什么直到今天，世界仍然对丝绸之路颇为关注？
芮乐伟·韩森：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濮德培（Peter Perdue），他的研究方向是新清史，他提过一个说法，即如果中国所有的领土只被汉语为母语的人统治，那么现代中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濮德培的观点这几年一直在被攻击。
现代中国更像一个帝国，有各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西藏语、维吾尔族语、蒙古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期人们为什么要去西部、西北部？到底是什么具体的事件导致他们来到西部？他们在那里发生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要离开？这些对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都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具体到你自己，作为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你为什么会对丝绸之路感兴趣？
芮乐伟·韩森：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以来的兴趣都在历史资料方面。具体到中国史，我对任何经过编辑的历史和朝代史都没有兴趣。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围绕着朝代史来做研究的，我却对它们存疑，因为朝代史是被大量编撰过的。
在我的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士大夫”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详细地研究这些文人，与此相比，我喜欢寻找各种不同的出土文书，从中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我研究丝绸之路，就是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公开出版之后，文书里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新鲜。从那里面，我可以找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录，这些记录让我知道了很多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这令我兴奋。
时代周报：对出土文书的研究也是《丝绸之路新史》的重点。为什么你的研究这么重视文书？
芮乐伟·韩森：我有一个总体感觉：目前大部分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都是有关艺术的，大多讲的是人们抵达了丝绸之路上的各地，见识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很少有书告诉读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书上到底记录了些什么？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吐鲁番有一个研究项目，中美学者都有参与。根据这个项目的发现，可以写出一个基本的吐鲁番史。但是当时我就想，丝绸之路的其他地方、其他遗址又是怎么样的呢？我并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搞清楚其他地方的历史，但我想到了要根据出土的文书去书写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
时代周报：通览文书后，你觉得一般人心中的丝绸之路与文书上记载的有什么不同？
芮乐伟·韩森：在很多人的心里，“丝绸之路”或许是这样一幅景象：一条路，很可能从长安直通罗马，有很多骆驼，骆驼背负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中国商品……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我想这就是历史前进的方式。人们有一个想法，然后历史学家来证明或用证据显示，人们的想象可能不那么准确，然后我们又继续向前探索。
时代周报：书中，你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在“丝绸之路”上，罗马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伊朗才是。
芮乐伟·韩森：关键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存在从长安到罗马这条线路，它纯粹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大概从公元500年就开始了。公元400年到500年之间，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可能是印度，总之从来不是罗马。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商品从哪里来？人们进口了些什么东西？这些资料在文书中都能找到，从来没有东西是从罗马来的。
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仍很重要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针对中亚的考古工作，包括被称为“敦煌盗宝第一人”的斯坦因的成果？
芮乐伟·韩森：要评价他们，就必须参考他们那个时代盛行的标准。斯坦因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在今天，如果一个人决定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他得到的最主要的建议很有可能是“去图书馆读一个月的斯坦因”。只有认识了所有的遗迹、所有的地貌，并且知道斯坦因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些什么，才会知道接下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斯坦因的成果仍然是“丝绸之路”学术学习的最基础的部分。
斯坦因生前最出名的事迹，是从中国敦煌带走了成千上万件的档案。他当时装作是佛教的信徒，这样才能拿到文书。如果你读过他自己关于这一欺骗行为的解释，你会发现他其实知道自己向王道士撒了谎。斯坦因当时知道或者说至少大概明白这些文书的价值，他曾经在印度待过，明白原稿在当时的价格。有意思的是，关于自己与王道士协商时的不真诚，他后来都直言不讳。斯坦因的导师是研究梵文手稿的，他学习时很想读读这些手稿，却不被允许。所以，从斯坦因的角度来看，为了得到研究材料，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现在回看这段历史，斯坦因的行为当然不正确，他没有用真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或目的。
时代周报：对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丝绸之路有哪些重要贡献？
乐伟·韩森：丝绸之路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碰撞的早期样本。对中国人而言，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其他社会，尤其是传播佛教到中国的印度。在学习印度的过程中，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比如，在读到梵文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汉语是全面的语言。当他们看到梵文，就意识到了语言之间的差别。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我感兴趣的公元200年到1000年这八百年期间—世界的三个文明体，中国、印度和伊朗开始互相接触，同时发展出系统的学习方法和研究其他社会。中国人开始学习梵文，伊朗人开始学习汉语，并且相互翻译。这一切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很重要，一个已有的文字文明不再孤独，因为另一个同样精妙深刻的社会开始试图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