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初期的几员大将多凄凉收尾

　1966年8月底，在吴传启、林聿时主持的一次红卫兵联队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吴传启拿出笔记本，说：“毛主席最近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的。”接着，他就抑扬顿挫地将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读了一遍。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属于绝密，可吴传启很快就拿到了，这显然是关锋传给他的。靠着关锋的支持，吴传启、林聿时利用红卫兵联队，同反对他的红卫兵总队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正通过关锋运作，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的问题可以辩论。拿到陶铸的四点指示，吴、林如获至宝，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至此，明眼人都意识到，吴、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进入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林立即紧紧跟上，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总队棋失一着，更加被动。

　　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〇”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为此，张显清和我都认为，在我们正式向林、吴发难前，我们应该向戚本禹写一份翔实的报告，说明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不得已向他们发难的苦衷。由于我们所文革小组内部几个人和部分群众不同意与吴、林分裂，一旦我们发难，历史所的文革小组和我们一派的群众也就分裂了。这一点我们都充分估计到了。傅、张和我三人在分析了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后，决心不惜分裂，带领一部分群众向吴、林发难。为此，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由于总队是一直反吴、林的，我们也拉队伍反吴、林，我们之间的斗争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们两派并没有实现联合，原因一是总队此时对我们存有戒心，二是我们也觉得总队是“老保”，我们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羞于与他们为伍。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林、吴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不过，由于吴、林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关锋就指示他们采取“龟缩”的策略，所以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潘辩护，也没有对我们的“反叛”进行猛烈反击。

　　我们同吴、林分裂后，双方尽管互相敌视，但也没有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对我们为之过甚；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台是关锋，明白只要关锋不倒，他们也垮不了。我们虽然一时看不出将来的结果如何，但仍然坚持同吴、林的斗争。因为我们认准两点：一是潘的叛徒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二是吴、林是搞阴谋诡计的坏人。即使打不倒他们，我们也决不同他们为伍。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吴敬琏、黄范章，历史所的赵国华、陈有忠等。在我们一派表面上看来取得大胜的日子里，我的任务一是协助傅崇兰主持历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组织批判林聿时、吴传启等的罪行。为此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我一边起草，一边有三四个人为我抄成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全部贴到学部大院供人们阅览，同时供我们一派广播之用。我写的批判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的大字报，我们的广播站一连播了三天。可以说在历史所参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写大字报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见到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孙子），他还同我开玩笑说：“你调走后，我在一个办公室的抽屉里还发现打印过的你写的大字报，真多呀，满够出一个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吴传启、林聿时被从监狱放出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使他们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我想，当他们陷身囹圄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自己的晚景还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