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初期的几员大将多凄凉收尾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原标题为“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谈及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是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们有些接触，记之如下。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他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昂、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台人物，四处插手，今天封这一派为“革命左派”，明天宣布那个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压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他们的丑恶行径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些群众组织就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把他们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险。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委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随山东出版界的领导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到德州开会，当晚德州地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请与会代表吃饭。席间他谈到，前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德州，商量将关锋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为德州是他的老家。组织部文件规定：一、关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有公民权，享受正司局级待遇，以此标准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宴请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请他吃饭。德州方面同意后，关锋的妻子周英先来德州打探情况，因为德州还有关锋的前妻和儿女，周英认为两拨人马在一个地方容易闹矛盾，不方便。回京后，她找组织部，坚决要求留在北京。最后组织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关锋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关锋晚年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对学部运动的四点指示。这个指示是写在学部党委给上面的一份报告上：“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的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吴传启和林聿时在发言中说，在历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达的镇压时，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支持尹达一伙，他们则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张际春则说工作组与吴、林等一样都是支持尹达的。我当时参加大会，误认为吴、林说的是事实，还对他们心存感激。但后来，工作组的会议记录等材料曝光，证明吴、林说的全是精心编造的假话，他们与工作组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傅崇兰将此事告诉我以后，我对吴、林等人开始怀疑，觉得他们的品质有问题。

　　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我逐渐觉得吴传启、林聿时的品质太坏太可怕，萌生了与他们决裂的念头。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兰与我们几个人商量与他们决裂时，我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历史所文革小组指定我代表历史所参加这个组织。我记得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是：队长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队长杜书瀛（文学所）、指导员邹永图，我被安排当了副指导员，同时兼任历史所红卫兵支队的队长。其实我参加这个组织的具体活动不多，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协助傅崇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