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赫鲁晓夫什么要求被周恩来亲自驳回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本来集中全力从事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周恩来又不得不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他既要协调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又要到国际上去争取各方面支援，还要调动各军、兵种的备战、参战，要为志愿军的装备、后勤供给竭尽全力。1997年为筹划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笔者赴京从周恩来当年的外事秘书、后曾任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列那里，征集到周恩来在2月14日(具体哪一年，马列已无法准确记得)写的一张小纸条：“马列同志，请给我一本世界知识手册(即年鉴)。”

　　当时的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作为外事工作者必备和常用的工具书。周恩来在看外事文件，处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关抗美援朝的事情时，经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积、人口、重大历史事件等资料，也要经常用这本书来查证、对照，以便做出准确的决策与判断。

　　1960年周恩来即将出访欧、亚、非的一些友好国家，在出国前他到北戴河休假。8月的一天，暴雨狂泻。周恩来想看世界地图以了解相关国家的情况，就让身边的卫士乔金旺给北戴河图书馆打电话，想借一本《世界地图》和其他有关图书。接电话的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不知道这是周恩来要用的书，就公事公办地说：“你要的这几本书只能到阅览室来看，不能外借。”

　　既然图书馆有不外借的规定，周恩来是不会带头破坏的。于是，他卷起裤脚，撑着雨伞，在乔金旺的陪同下冒着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图书馆阅览室。进屋时，周恩来的裤脚全湿透了。周恩来请管理员将《世界地图》等几本参考书找给他看看。当管理员把这几本书捧过来时，这才发现借书人竟是周恩来，连忙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总理，真对不起您。我不知道这几本书是您要的。我应该给您送去，不该让您淋着雨来看书，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哎，小同志，你把书管得很好嘛!”周恩来笑着回答她，“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我为了看书，淋点雨、走点路根本不算什么。”说完，周恩来就翻开书，坐在桌旁认真地翻看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着风险，为古典文学书籍解禁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段长达10年的时间内，人们什么文学书籍也看不到，书店里也买不到。连世界公认的我国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被斥之为“四旧”(指旧思想、旧风俗、旧传统、旧习惯)，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阅读，当时市面上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书”。开群众大会时，要求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这本书又都是红塑料封皮，所以，当会场上呼口号时，人们把手里的“红宝书”一举，就是一片“红海洋”。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专门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要大家加强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其中特别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看作‘四旧’嘛!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在那之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还做了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周恩来还曾坦率地问：“旧小说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吗?《红楼梦》《水浒传》能算作毒草吗?”

　　在一年多之后召开的有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又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有关古典名著，还具体地提出要求：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书。

　　笔者还记得，当年这批书印出下销时，一个公社(即现在的乡或镇)只能分配两部。在席桥公社，我有幸买到一部《红楼梦》。这一部平装本《红楼梦》共4本，定价是2.74元。为了得到这部书，手头拮据的我带着孩子走庄串户，花了个把星期去捡蝉蜕到供销社卖了才凑齐这部书款。

　　晚年，周恩来曾想写一部小说《房》，以介绍周家各房头的情况

　　2001年，笔者行将退休时，突然接到周恩来侄儿周华章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九凤老弟吗?我是华章呀，听说你不久也要退休了，我想到你那里去一趟，因为我有一件未了的心愿想请你帮帮忙。”

　　不久，周华章带了一瓶茅台酒和一袋书稿来到淮安，他告诉我，七伯(指周恩来)早在建国初在看话剧《家》时，曾深情地对身边人员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写一部《房》的书，以记述我们周家各房头的人和事。”周华章说，为此事，他已准备了20多年，有的已写成初稿。他在将这些稿件汇集时，一是自感笔力不够，恐难写成这本巨著，二是自感年事已高，完不成伯伯的这一心愿，因此想请我这个“老弟”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