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武昌围城之痛：城内百姓饿病死无数
确立了这样的方针后，革命军首先向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在湖北境内的三大战役中，汀泗桥、贺胜桥两役革命军势如破竹，连连攻克敌军防守，而在《武昌城》一书中，作家并没有对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作正面描述，相反通过两个学生罗以南和梁克斯渴望追随北伐军的眼睛，看到了北洋军的颓败之势。但这种氛围在湖北境内最后一役武昌战役中消失殆尽，即便最终攻城胜利，但却胜得沉痛且悲壮。
“攻城篇”的故事里，独立团的牺牲成为了方方重点着墨的对象：独立团连以下的士兵，为了这个武昌城几乎全部死光。
郭沫若的愤怒与无奈
在《北伐战争(资料选编)》中，“叶挺同志参战报告”有这样的叙述：
九月五日独团奉命为攻城部队，以第一营为奋勇队，拟以竹梯攀登城垣，天未明全营迫近城下，受敌猛烈射击，加之以手榴弹及大炮之威力，不到二十分钟全营几为敌覆灭，第二营加上亦受大害，至天明乃不得不撤退。此役阵亡营长一员，连长三员,排长四员，士兵六十余人，伤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八十余人，损失步枪四十余支。现城尚未攻破，阵亡官兵均曝尸城下，无法收取，亦云惨矣。
另根据《北伐战争(资料选编)》“九月五日第二次进攻情形”中描述，第三十六营黄某报告称，他的第三营曾想爬上城去，但没有成功，因为城墙太高，梯子不够长，敌人的火力又猛，死伤许多人;陈师长报告其士兵死伤也众多，而北伐军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也在此间阵亡。
相较于历史文献抽象的数据，这种“牺牲”在方方的笔下，具体化为一个个年轻的学生、护士、士兵的逝去。罗以南和梁克斯均为武昌城内文华大学的学生，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他们被卷入了武昌围城战役之中。梁克斯是独立团连长莫正奇的表弟，阴差阳错被选入敢死队攻城，尽管此前他从未上过战场、打过枪。攻城失败，梁克斯双腿折断却未死，藏身于城墙下。因为子弹太密，救护队无法前往，梁克斯等伤残士兵以及牺牲者的尸体成了后方众人的牵挂。胆小怯懦的罗以南也因牵挂朋友而展开了行动，他与连长莫正奇、救护队护士郭湘梅等人多次试图在夜幕之下营救士兵，一拨一拨的人因此牺牲。
不过，就死亡萦绕北伐军营之时，方方《武昌城》内描述了一幕格格不入的景象：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带着政治部的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而来。原来，有人在此期间假传消息。方方说，在“李洁之回忆录”中有对这一段历史细节的回忆：
独立团曾有五人一次攻上城头，但卒寡不敌众，全部战死。上午七点，第四军正在城下浴血奋战，陈可钰突然接到第二师刘峙送来的报告，说他的第六团长殷尔埃报告我军已攻入城内，请速援等等，陈立即派人率第三十五团增援第二师。又指示叶挺率队赶紧进城。叶挺急率第二营上前发现城上所见全是敌军，立即停下，却找不到地方掩护， 被敌军扫射，吃了大亏。陈闻讯，派人前去查询，方知是殷团所言非实。而是猜测。认为第四军这番倾力攻城，定可破城，乃吹嘘说第二师已经入城，以便掠取头功。叶挺为之非常生气。其痛失爱将曹渊，又在此损失诸多战士。叶说：第二师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未见过敌人，敌人也未见过他们。如此谎报军情，致造成本军损失，请军长陈可钰严厉追究。(资料为方方抄录)
“郭沫若回忆里也有这一段。”方方说，“他们听到武昌城攻下的消息，恐怕不确切，专门打电话到司令部去询问，结果回答是肯定的。于是他们才敲锣打鼓准备进城欢庆胜利。结果走到一半，遇到了抬着翻译纪德甫尸体的队伍。郭沫若后来获知是有人推测独立团如此会打仗，定能轻易攻下武昌城。为了抢功，谎报城已攻下。以致人们信以为真。郭沫若当时极愤怒。但也无奈。”
千真万确有个孟洋人
“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生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在《武昌城》后记里，方方这样写道。
与北伐革命军有不同选择的，便是当时守城的北洋军。北洋陆军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当时武昌城防司令。借助坚固防御工事，北洋军坚守武昌城，《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评价如下：
革命军围攻武昌城，吴守军借城墙构工防御，并用射击、烧夷、阻绝诸手段，使革命军攻城战斗，屡遭顿挫，坚守四十日，直至最后粮尽援绝，其一部始开城投降。守城部队对工事构筑、武器运用、火网编成以及各种防御手段之运用，均甚优越。
因多次进攻无法攻陷武昌城，且部队伤亡过重，革命军方面蒋中正亲自下达围城武昌的命令。由于当时城内尚有百姓，围城半个多月后，不仅北洋军“粮尽援绝”，城内百姓更是家家断炊，饿死病死者无数。更兼外有炸弹，不时落下，内有败兵日日抢劫。
方方在“守城篇”详细地描述了城内北洋军与百姓的悲惨生活。“像人们赶着剃学生头、三个学生的头被砍后挂在城里，军人倒卖军粮被严惩，北洋军人抢鞭炮店，顺手炸鞭时，人们都以为是打枪等等，都是真的。”
“在我看的回忆录里，在武昌城内伤害百姓的主要是溃逃时城内的杂牌军。刘玉春的队伍全力守城，似乎并未参与那些杀烧掳掠。”方方说。她的这一说法，与《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对吴佩孚及其军队之评价相吻合，一度被认为是转向革命阵营最具条件之人物：
吴佩孚虽属北洋军阀，但其个人品性端方，志洁节坚，不与其他军阀同流。其军队纪律亦较严明，甚少扰民事件……
最终，北洋军第三师一贺姓团长密通城外北伐军，许以内应外合，开城投降。贺于十月九日晚打开宾阳门(另有说法为保安门)，迎接革命军进城。围困四十天之久的武昌城在十月十日得以解围。守城司令刘玉春退守蛇山，负隅顽抗，最终也被活捉。另一守城官员湖北督军陈嘉谟亦在汉阳门混入百姓中准备出城时，被抓捕。
“其实，任何军队，即令是反动军队，也不是人人都是道德上的坏蛋。北洋军人也一定有着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的人。只是整个军队失去民心，逆历史潮流而行，所以才有着他们的失败。”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理念，《武昌城》里的北洋军刘玉春尽管逆时代潮流而为，却仍有着坚守军人价值信仰之形象：
马维甫挤到近旁，他看清了车上的刘玉春。五花大绑中，他低头闭眼，面无表情，这是马维甫熟悉的神态。这神态告诉了马维甫，刘玉春会接受自己的失败，但他不会认错。因为，他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马维甫忽然觉得自己羞愧难当。
而小说中这位帮助贺姓团长密通城外，打开城门的北洋军马维甫最终选择了从宾阳门上一跃而下。尽管他拥有“此系开城有功之人”的批条，但他忍受不了北伐军背后的那句话：“不能收编他，谁知道哪天他又会叛变长官，出卖大家!”为了那份良心，开城投降的北洋军摧毁了自己全部的人格。
另一方面，在方方的小说里，两个看似独立的中篇“攻城”和“守城”，有几条线索隐隐相连，其中便有民间一直流传的“孟洋人”—围城期间，他冒死出城劝说北伐军停止放炮，以免伤害城内百姓。
我不希望看到数以百计的百姓死于你们的炮弹，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家园毁于炮火。北伐军出征以为民请命，救民于水深火热为说辞，倘若这拯救，要以牺牲如此之多的平民百姓为代价，又有谁相信你的拯救?更有谁愿意你来拯救?中国古人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旦有此屠戮行径，你们还会有民心吗?非但民心全失，还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我相信他们不会无视这样的后果……
城内城外，同室操戈，为民说话的竟是个洋人。这个情节多少有些戏剧化，但方方说：“武昌文华大学千真万确有个孟洋人。但他縋城而出去说服北伐军不要放炮是民间传说。回忆录里也都有。但到底是否真有此事，我没有考证。但的确不止一个人的回忆中提到此事。或许武昌内城当时传说他去劝说北伐军不要放炮，传说还说，围城四十天里，只有孟洋人一个人是大摇大摆从武胜门进的城。”
无论是国民党方面所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还是中央档案馆所编之《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均未提及有“孟洋人”此人，不过在谈到刘玉春时，《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提及“刘玉春剃了胡子，请英国人保护”这一细节。
官方记载鲜见“围城”百姓痛苦
(泗桥战役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刻“北伐先锋”四字。)
无论是《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还是《北伐战争(资料选辑)》，有关武昌围城的官方记载均只字未提城内百姓疾苦与饥饿，甚至为防止城内获得粮食，在北伐唐总指挥十月六日发出的公文中明文规定：在城墙附近的米铺，要由我们的防御军官强迫他们搬到后方;看守不要使人民秘密运米进城。
武昌战役结束不久之后，那座坚强防御的武昌城被拆毁，因为长官们嫌它碍事，要搞建设，所以拆了。武昌从此再无城。而有关武昌围城的历史，也随着城墙的消失而消失。方方在《武昌城》的后记里这样写道：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东大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你们只是漠然。
“这并不是人们故意的遗忘，而是我们微妙的时代造成的，是复杂的历史造成的。”方方在采访中谈到了当下人们对于历史遗忘的现象，她这样说道，“因为北伐战争爆发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这场战争的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在武昌战役中，虽然叶挺的独立团牺牲了许多人，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但毕竟武昌战役的总指挥还是国民党军官。鉴于政治的敏感性，便没什么人提及。历史学家也没有更深入地研究，或许有研究，但普通民众却无从知道。因为这样，大多百姓不知此事，也就很自然了。”
“现在开放了，历史观与过去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历史行进中发生过的事情。有这样的现实背景存在，我也才可能把这段旧事提上来，让人们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进步真是太大了。”方方说。
在《武昌城》的故事之后，方方制作了一个有关北伐战争的附录，其中一张长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触目惊心。
“我想寻找更多的细节，于是在网上查找资料。突然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发现这样一份名单。”方方说，“这名单看得我心惊。那么多人死在了武昌城下。而且他们都那样年轻。甚至他们最后的埋葬都不可能单独掩埋，而是一群人埋在一起，他们的墓在大东门对面的洪山上，现在还在。”
“难道看了这样一份名单，你不觉得震惊吗?”方方反问，“他们这样惨烈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估计在当时，都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是这份名单促使我一定要把武昌战役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有那样多的人就死在我们现在最繁华的市区，死在我们熟悉的地方。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事实上，武昌战役并非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围城之战，武昌围城之痛也非唯一之痛。但历史的种种原因，导致如今大多数有关这种伤痛的记忆、有关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均化为了一串串冰冷的数据—它们是有关敌人的死亡数据、有关普通士兵的死亡数据，普通的百姓，甚至连数据也少有记载。它们并非作为一个个生命而存在于历史之间。而女作家的这种感性之问，又能唤起多少人的悲悯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