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写给浦安修的求婚情书曝光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妻子的抽泣和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在延安新婚数日他就急急赶回前方，等不及与她同行。过了两个月他去阳城(山西)开会，与从后方前来找他的妻子不期而遇，惊喜之余发现她走路竟瘸着左腿。原来是途中夜宿，炕小人多，浦安修只有半个身子能躺在炕上，腿悬在炕外，受了寒。晚上，彭德怀用手从一只土碗里蘸着点燃的白酒为妻子搓腿，笑道：“这在行军中是常事，算是你来前方的第一课啰。”
从新婚开始，浦安修便与彭德怀相伴在艰苦和危险的革命征途上。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遭日军奔袭合围，浦安修与大队失散，在山上露宿了三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看到疲惫已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看，你那么瘦，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又是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呵!”解放战争中，浦安修在西北野战军直属队工作，又备历艰险。彭德怀率军援朝，她去前线探望，途中遭美机轰炸受伤。以后，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不禁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善良。
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彭德怀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怒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账的那些是是非非，向妻子说明来龙去脉和事情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彭德怀举出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明并非如此。在绝对崇敬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那些历史“恩怨”，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说出去!千万不能说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她有一个最简单，可以说也是合乎常理的逻辑：“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
“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20年的夫妻出现了不和、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浦安修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进一步“认错”，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已。
“对我彭德怀尚且如此，以后党内要多事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彭德怀步出怀馨堂，仰天长嘘。无垠的星空被四周的屋顶约束，只向他露出小小一片，深邃而不可测。浦安修站在他的身旁，她不愿问他这句话的含意，他也不再说下去，但这句话深深印在浦安修的脑海里，直到“文革”后，她才领会到彭德怀对党内斗争那种不祥的预感和深刻的忧虑。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暗暗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她只得去找杨尚昆。从1939年春到1941年秋，她在杨尚昆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在敌后的岁月，同志间、上下级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杨尚昆受中央之托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安排和日常联系，常借这个关系到吴家花园来看看。“文革”后，杨尚昆回忆说：“我是有工作任务，可以常去，也是想去看看他。”
浦安修壮起胆子找到杨尚昆，流着眼泪问：“我怎么能说得清他们几个人(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所谓‘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关系呢?我要怎样才能划得清界线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呀!”
“你不要为难了，本来他工作的事，你也不知道。”素来既了解彭德怀，也了解浦安修的杨尚昆说，“彭老总的事是彭老总的事，就不要老扯着你了，各是各的嘛。我给师大打个招呼，就不要总是揪住你了，你回去吧。”
杨尚昆仍然和颜悦色。在吴家花园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这样和她谈话了，这使她终生不忘。
过了些时候，当她回到学校时，不再有人要她汇报了，党委会也不再追问她什么了。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浦安修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浦安修，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头在他的血液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分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作。星期天浦安修回来，他不大向她谈庐山的事了。浦安修家里家外都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