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女学生背后的“师德沦丧”史

　　不过在中国古代，教师总体在经济地位上不是很高。这与社会形态是分不开的，因为我国古代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不重视经济。然而，在整个教师群体中，具体到某一类教师待遇也会有差别。从官师和私学老师两个方面来看，官师作为朝廷的老师，其角色首先是“官”，因此每年都会享受朝廷给予的俸禄，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他们的经济待遇是很好的。例如：汉代的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开始时博士俸禄为四百石，宣帝时增加到六百石，俸月为五十斛，基本上属于“高官厚禄”职位。太学还建有“博士舍”供博士们居住，朝廷还为他们制作衣冠。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官员”永远是少数，大部分士子永远是名落孙山的。因为“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缘故，对于这些落榜士子而言最佳的谋生手段无疑就是“教书匠”了--与今天推崇的匠人精神不同，在古代，单是一个“匠”字，已经把教师从知识分子的行列中除名，沦为士人不耻的“百工”之流。例如赫赫有名的“范进中举”的主人公范进就是其中典型，他过得穷困潦倒但是依旧梦想着通过科举成为“人上人”，在中举获得“官”的地位前，连当杀猪匠的岳父都觉得他是个“狗讨嫌”。清代郑板桥就为此作过一首诗“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不过，就算是有这些不如意，教师们的收入依旧是不差的。

　　一般古人将教书的人分为很多类，“官师”代表着他们对“官”的一种畏惧和向往;“经师”代表着智慧、道德和教化的权威，自有另一番力量;“蒙师”把握着他们通向“官”和“智慧”的最初的钥匙;“德师”由于其年龄和威望，都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技师”掌握着一种技术，在强调实用的“经世致用”的民族心理下，能带来现实利益和功用，其社会地位也不低。

　　其中“官师”便是上文所述的那种，属于“官员”地位自然最高。“德师”不是专门的老师，他们大多是自觉地履行一些道德义务，他们一般都是高龄人，不靠此生活。“经师”一般也不错，他们的收入有几个方面。一方面，能成为经师的人一般都有家学功底，家境也很好，才有能力进行研究，而且官方由于政治需要会时常捐助。宋、元、明的书院很多都有政府的供应。前来求学我国古代教师的地位及其对现代教师的影响(深层次的学问)的人一般家境也不是很差，提供的“束修”很可观。

　　相对而言，蒙师的经济地位最差。古代的蒙师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的教学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般的豪门大户，家里有钱有势，一般会请老师到自己家里教自己孩子和家族的子侄，这些老师被称为“西席”。这些老师在“东家”长期居住，吃喝均由东家支付，等孩子长大了，蒙学课程学完了，东家辞退时有一定的报酬。如果教的不好，在辞退时也会有一定的报酬，这些报酬都不会很多。蒙师在“东家”一般的待遇很好，会受到礼遇。学生对待他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在别人家，看人眼色行事，毕竟不自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一般情况下，只要老师还能自立，是不会轻易上门到别人家当“西席”的。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家里穷，请不起“西席”的，会几家一起请一个老师，在宗族祠堂里教他们的孩子，叫“社学”，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师家里办的“私塾”。社学和私塾的学费--“束修”是不高的，本来这些家里穷，往往学费是些米面、木柴或蔬菜等。这些人的生活一般仅能糊口，所谓的“教书匠”，多是指这类人。

　　与之相对，被视为工匠的各种专业技师们，在收学徒时学徒不仅要交学费，而且要免费给师傅工作一定年限，就在十几年前的农村，学徒一般要三年，在这期间要给师傅从劈柴、挑水等家务到技术性活都得干。这样技师如有三、五个徒弟，经济情况也不会很差。

　　这也正是当杀猪匠的范进岳父敢于瞧不上“教书匠”女婿的根本原因--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