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邓小平时代》里有些史实是错误的
三、对第二部分《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11.第69页，书中写到：“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对台湾、香港两地应该用地区之称，但是，对新加坡则应该用国家之称，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2.第70页，书中写到：“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4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共有5个孩子，在表述中应加“其他”二字，否则，语句表述就出现了语病。
13.第73页，书中写到：“(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对这一事件不能笼统说除林立果、林彪夫妇之外的其余人都是“追随者”。据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材料表明，机组人员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上的飞机，并不都是追随者。对飞行员潘景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于1981年12月22日，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百年潮》2000年第8期)
14.第75页，书中写到：“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5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1969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108页)，所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应是1969年而不是1970年。如果是为了表述1970年8月政治局5个常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政治局常委前就不能使用“组成”二字，否则，会使人产生误解。
15.第79页，书中写到：“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林彪是在1971年9月13日死亡的，那么，到1973年2月就应该是17个月而不是16个月。如果不包括1973年2月，文字应表述为“1973年2月之前”，即不含2月。
16.第83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共十大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从会议的议程来看，邓小平是在8月28日当选中央委员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877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78页)。
17.第83页，书中写到：“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毛泽东)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从华、王、吴的履历看，吴德是1966年从吉林调到北京工作的。所以，此时被毛泽东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的3位省级干部应该是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
18.第87页，书中写到：“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从有关史料来看，基辛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应该是1972年2月21日，也就是他在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的毛泽东(《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5—1636页)。所以，书中关于基辛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间有误。
19.第92页，书中写到：“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和姚文元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877—878页)。书中说他们4人是“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是不准确的。
20.第100页，书中写到：“1974年12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这里应该用“国家领导岗位”，因为他们商谈的是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如果说“北京关键领导岗位”，容易与北京市的领导岗位相混淆。与此类似，第223页写到：“1954年他(谷牧)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建委”前须加“国家”二字，这里也有国家建委和北京建委之别。(《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1，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21.第103页，书中写到：“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当时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出发的时间是1974年4月6日，回到北京的时间是4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2010、2015页)。书中的时间表述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