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2016-12-14 14:20 来源：男人屋浏览次数：编辑： liuqihui

　　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

　　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

　　“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

　　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

　　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把军队开进首都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

　　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

　　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

　　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

　　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开枪的士兵

　　8月19日当天，杨恕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第一个上街的人。上午，大批坦克还在陆续开入城区。街道平静，商店开门营业，国际旅行社也开了门，大家照样排队买票。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

　　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

　　“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杨恕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

　　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

　　杨恕在红场周边观察，他认为，没有一个士兵打算开枪。就是有人下令开枪，军队也不会这样做。

　　“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没有能力去调动或动员整个军队参与其中。苏联军队也出现了分化，很多军人也不同意用政变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合法政权。”杨恕分析道。

　　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

　　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

　　“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

　　8月19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

　　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20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

　　(参考书目：《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苏联的最后一年》以及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伊万绍夫、博尔金、叶利钦等人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