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带领英国抗德 胜利时却被选下台

　　》》》法国，从第一共和到今天第五共和，一次又一次将几乎变成集权专制的政权，又一次翻回民主。拿破仑一世，菲利浦复辟，拿破仑二世，以至于戴高乐，都是一时的强人。但在民主的传统之下，法国终究没有转化为集权专制的国家。戴高乐的经历值得注意：这个自负而又有复国功勋的领袖，在其权力的巅峰，被赶下台;而第二次当政时，他能够从国家重大危机中，重新组织法国。

　　在英国，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也常见强人，然而英国从来不让这些强人长久把持国家的权威，更不让他们的威权转变成为传统，更不要说演变成为制度。以二战的丘吉尔为例：丘吉尔在危难之中，领导英国抵抗德国，终于转危为安，反攻成功，转败为胜。正在胜利的时刻，英国老百姓用选票让丘吉尔下台。美国亦复如此，在开国时候，华盛顿没有成为皇帝式的总统。虽然美国总统的权威非常庞大，历来的总统没有一个敢独占权力。林肯打完南北战争，居然被刺。罗斯福总统建立不世的功勋，而且破例连任四届，也不可能变成独裁。

　　上一节讲的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后果，这些欧洲经济情况的转变，也影响到政治制度，近代民主国家出现。我们都知道，过去无论是君主制度的帝国，或是封建系统里面的封君统治者，国家和人民之间并没有一定的相互归属感。这种情况和十七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情况，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史密斯“国富论”指出：国家是一个共同体，而国家的公民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欧洲全盘的国家民族化

　　1848年的浪潮，让欧洲几乎全部从过去帝国体制或封君制度，解放成为民族的国家。

　　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已经打开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市民因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推翻了君主，建立了民主政权。在这种政体之下，人民和国家是一个契约的关系。在美国的建国运动中，这个契约的关系，完全得到落实;在契约关系之下，国与民是一体的，因为国家共同体的出现，正是为了保护这一群公民对外的发展和对内的安定。

　　另外一个情况：民族国家的一群人有共同的回忆，他们来自同源，或者至少相信自己是同一个种族的，而且共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一群体，用今天话讲是民族。他们在帝国或是封君制度之下，无法取得自己的归属感，因为他们只是属于国家，而不是国家的共同主人。

　　民主制度和民族的主权国家，两种情况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逐渐蔓延到全欧洲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复辟的波旁王朝又被推翻。法国又趁着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声势向东进展，引发了欧洲全盘的国家民族化。一个又一个的革命，使许多地方的民族集团都从奥匈帝国或是教廷体制之下，得到了解放，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一波建立民族国家浪潮，最引人瞩目的个案，乃是普鲁士转变成为德国、意大利重新恢复自主的世俗政体;而捷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各个族群，纷纷建立国家，获得自己的独立。1848年的浪潮确实非常彻底，让欧洲几乎全部从过去帝国体制或封君制度，解放成为民族的国家。

　　欧洲之外的建国浪潮

　　只有非洲，非常可怜。列强瓜分非洲的时候，并不让地方原居族群成立自己的国家。

　　欧洲之外，英国、法国、俄国共同努力，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手上解放出来。奥斯曼回教帝国一步一步崩溃。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又经过英国、法国、德国的煽动，阿拉伯人从奥斯曼脱幅而出，寻求自立立国。奥斯曼终于逐渐瓦解，广大的中东地区分裂为黎巴嫩、阿拉伯、伊朗、叙利亚。这些国家号称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都是欧洲列强支持的半殖民地。无论如何，表面上看来，中东地区经过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确实出现一些新的政治群体。

　　在美洲亦复如此，旧日的西班牙帝国，经不住美国的运作，有些美国移民集中的地方，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例如得州和加州。西班牙语系的中南美，也在美国鼓励之下，一个又一个地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同样在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地，英国的移民在这些地方成立了自治的殖民地政府。

　　只有非洲，非常可怜。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正是列强瓜分非洲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取得一片领土，并不让地方原居族群成立自己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埃及和南非;埃及是英国、法国先后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非则本来是荷兰移民建立的殖民地，经过波尔战争，被英国强夺为自己的领土。广大的非洲都是欧洲人强占的领土。

　　在亚洲，中国政治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一连串地受到了屈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虽然没有亡国，却也沦为列强共享的次殖民地，无处不受外人的牵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开创了新局面。经过美国“黑船”逼迫开放贸易的威胁，日本居然摇身一变，经过一些年轻武士的努力，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一个模仿西欧体制的现代国家。泰国的变化，是另一方式。泰国是一个小国，并没有很大的实力;在英国的影响下，泰国模仿英国的体制，成立一个比较现代的君主国家，虽不能说完全独立，但也不是殖民地。

　　整个看来，如上所说，主权国家的观念，基本上建立于民族的归属和认同。在民族认同之下，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民族自尊为主要诉求的国家，另外一类是以契约关系建立的民主国家：这两个类型，到后来就各自发展成为不同的传统。

　　专制集权的主权国家

　　他们的人民不仅能忍受，而且是支持这些国家发展成为集权专制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注意几个长期以来都是专制集权的主权国家。第一个是从普鲁士转变成为德国的中欧强权。德国经过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努力，将中欧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德国之内，他们以日耳曼精神自豪。日耳曼种族的中欧，也确实有他独特的传统，和旁边的拉丁民族和北边的斯堪的纳维亚族群，的确有不同之处。

　　德国发展了开明君主专制，又转化成军国主义。这一个传统使得后世希特勒很容易将德国转变成为纳粹，集中国力，全民一心，将德国拉上世界第一等强国的地位。前面多少次普法战争，和后来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挑动战争的主角;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德国自我期许，认为应该有和英法一样的世界地位。但是德国起步太晚，无法像英法这样，攫取海外的领土、掠夺海外的资源;所以德国尽其全力，组织成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与英、法、美角逐霸权。

　　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人自认为是古罗马的后裔，但是意大利半岛，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长久以来，成为罗马教皇之下领土。在天主教廷普世体制之下，意大利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国格。终于，意大利人民，经过加富尔等人的共同努力，自己独立建国，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这一个国家，背负着罗马帝国的光荣，也因此有强烈的自负和骄傲。意大利的国力，其实并不强盛，领土也并不广大。但意大利也要力争上游。在加富尔等人开国之始，意大利始终梦想要恢复古罗马的光荣地位。他们始终不忘这一个理想;墨索里尼的起来，也是继承了这个民族的自我期许。墨索里尼建国之时，是以社会主义旁支———工团主义———建立的政权。为了把意大利推上国际舞台，意大利人民容忍墨索里尼一步一步走上法西斯专政。

　　俄罗斯是另外一个例子，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罗斯曾经抵抗法国拿破仑的攻击，而居然不仅撑过危难，而且取得胜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罗斯仍然只是东欧大国，俄罗斯在欧洲全局，没有发展为头等大国的空间。虽然他们屡次侵犯波兰，总是无法越过雷池一步，他们尽力往东发展。然而俄罗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是欧洲大国。这个自我期许的传统，也使得俄罗斯在沙皇时代，始终以一个强大的中央，作为立国于列强的手段。这个集权的俄罗斯帝国，终于被列宁继承下来，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苏维埃帝国。

　　再往东方看，日本，位置在中国的旁边，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在宋代以后，中国屡次改朝换代动乱之时，日本渐渐地以为，日本才是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地方，甚至胜过中华本身。这个自我期许，也使得日本人有一种超过自己国力的野心。明治维新，日本很快成功，让自己转变成西方式的君主国家。日本的武士传统，也轻易地转变为军人干政，走上武力扩张的途径。日本用武力强占了朝鲜，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俄国。利用中国的赔款和割地，与占领的朝鲜和的中国东北资源，日本迅速建军，俨然成为东方大帝国。军人干政，甚至公然杀害首相和高级文官，日本从此不求发展西方民主制度，而转变成为一个军人、资本家和官僚三合一的帝国。日本的近代史上，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一直要到二战以后，在美国的管理之下，才逐步开展西方式的民主。

　　上面所说的几个国家，都是对自己有非常的抱负，而且有决心要取得自己认为应有的国际地位，也获得应有的海外财富，提高国力，发扬国威。他们以国家的认同、国家的归属感，作为主导人民的诉求理念。他们的人民不仅能忍受，而且是支持这些国家发展成为集权专制的国家。

　　民族体制之下的国家

　　民主国家有一个防范强人的体制。最要紧处：这些国家都有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

　　另一类是民族体制之下的国家，这些以人民组织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人民和国家是一体的，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经过他们合约的同意，才成立的一个管理单位。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不需要诉之过去的光荣，或是民族的自负，因为他们是直接可以参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不仅可以直接分享利益，也可以借国家的力量，帮助他们获得利益。这些国家，以英国、法国、美国为例。他们一样有海外扩张，但他们不会允许权力过度集中。

　　法国，从第一共和到今天第五共和，一次又一次将几乎变成集权专制的政权，又一次翻回民主。拿破仑一世，菲利浦复辟，拿破仑二世，以至于戴高乐，都是一时的强人。但在民主的传统之下，法国终究没有转化为集权专制的国家。戴高乐的经历值得注意：这个自负而又有复国功勋的领袖，在其权力的巅峰，被赶下台;而第二次当政时，他能够从国家重大危机中，重新组织法国。

　　在英国，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也常见强人，然而英国从来不让这些强人长久把持国家的权威，更不让他们的威权转变成为传统，更不要说演变成为制度。以二战的丘吉尔为例：丘吉尔在危难之中，领导英国抵抗德国，终于转危为安，反攻成功，转败为胜。正在胜利的时刻，英国老百姓用选票让丘吉尔下台。美国亦复如此，在开国时候，华盛顿没有成为皇帝式的总统。虽然美国总统的权威非常庞大，历来的总统没有一个敢独占权力。林肯打完南北战争，居然被刺。罗斯福总统建立不世的功勋，而且破例连任四届，也不可能变成独裁。

　　凡此情形，无不说明，民主国家有一个防范强人的体制。最要紧处：这些国家都有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立法权和行政权绝对不可以属于同一个人;而独立的司法权，一定可以在宪法或法律范围之内，平衡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也制止强人政治出现。当然，国家的权力究竟应该多大?人民能够忍受多少国家控制?另一方面，人民需要多大的国家干预?需要多少国家的力量，以维持国家安全?这些，都是政治学至今尚无法解决的难题。自由主义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纠缠，始终是无法得到美满的解决。

　　欧洲小国及新成立的国家

　　中美洲的小国家和中东的小国家虽然摆脱了被人统治的命运，还是常常摆脱不了强国的控制。

　　至于那些小国，像是北欧几个小国，荷兰、比利时，国力都不够充沛，他们自己有自知之明，了解不能成为大国;他们既不会，也无能力梦想作为国际的第一等强权。最好的例子是瑞士：瑞士小国寡民，民主制度非常彻底;然而，瑞士不参与任何国际的纠纷。

　　另外一类，则是在二战以后，列强在各地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的国家。其中有一些老国家的后裔，例如，伊朗和中国，也常常不忘自己光荣的过去，缅怀国际第一等大国的地位。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之下，很容易走向集权专制。

　　中美洲的小国家和中东的小国家，国家不大，根底不厚。他们虽然摆脱了殖民地的被人统治的命运，还是常常摆脱不了强国的控制。这些强国势力支持听命的政权;不会容忍他们走向真正民主。一些军阀，或者部族领袖，不在乎民意，就可能成为独裁者。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最近利比亚的内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欧美列强，利用利比亚的内战，消灭了他们无法控制的领袖。古巴又是一个例子：古巴本来在美国卵翼下的旧政权，被卡斯特罗的革命推翻了，而卡斯特罗在苏俄支持下，长期维持一个专制政权。今天卡斯特罗已经让位了，美国还是无法改变古巴的集权政体。

　　综合讲起来，近代的主权国家出现，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新事物。国家的发展，走两条不同的途径;未来的世界，不同背景的国家，恐怕还会或左、或右地摆动，寻找自己的方向。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人民的生活，而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插手个人的生活。今天，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并没有因为旧苏维埃的瓦解，而改弦更张。自由主义体制下民主制度，由于有分权的制衡，固然可以防止权力集中。然而，他们也会面临难题：国家为难之际，经济困难之时，资源不足的时候，怎么样合理地分配资源，而不至于偏颇，不至于有太多的贫富的悬殊和权力的把持。无论哪种形态的国家，都有难以解决的难题，人类曾经梦想过很多乌托邦，很多美好的桃花源，可是对于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约束，人类至今还在探索可以行之久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