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官僚特权阶层只关心自己特权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

　　20年前苏联的顷刻瓦解，震惊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20年来，为求解这一“世纪之谜”，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里择要略作综述。

　　苏共与苏联解体的关系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有学者认为，苏共丧权亡党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具有的三大优势的丧失。第一，苏共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是掌权后逐渐地脱离群众，最后在政治剧变中多数老百姓不对苏共投赞成票。这源于苏共在政治上没有一套健全的体制、机制和工作制度来切实体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少数人自认为是代表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策、措施，实际上推行的是脱离民众要求的“左”的东西，结果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到执政集团的对立面。第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由于缺乏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蜕化成了个人集权制，党的干部制度只有任命制，没有体现民意和实现民选，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丧失。表现有三：一是党内权力体制发生背离党章的扭曲，甚至颠倒，只讲上级机关对下级的领导，不讲其对后者负责、接受监督，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把具体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置于权力机关之上。二是党内的不同意见，包括合理意见缺乏表达机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民主权利甚至政治生命和脑袋得不到制度和法规的应有保障。三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第三，没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搞教条主义，结果使苏共思想理论停滞落后，创新能力衰竭，无力回答广大民众关心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有学者认为，苏共作为一个政治机体实际上早已解体。领导人对党失去信心，另起炉灶的想法早已在酝酿。一些学者认为，苏联剧变的真正原因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逐渐蜕化为不受约束的官僚特权阶层，此阶层信仰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在苏联剧变中的深层次作用

　　很多学者认为，以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僵化模式在苏联解体中的影响是根本性和深层次的。其中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政治经济模式曾经在苏联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但是该模式所固有的弊端从一开始就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苏联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改革，只是进行了一些修补，致使人民群众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认同度越来越低。还有学者认为，不能将苏联的解体简单地归之于“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错误或变质”。苏共执政74年，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显然与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制度问题关系密切。即使是领导人、领导集团或整个党“蜕化变质”了，这也应从体制制度上去找根源，而且党“蜕化变质”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组成部分。

　　没有珍惜改革机遇以及之后改革失误的问题

　　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有多次改革的机会，但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加上利益集团的阻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致使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体制和观念得不到更新，最终问题积重难返。在不得已进行改革时，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拟定的改革方针脱离实际。受社会民主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新思维”把苏共的改革变成了“改向”，使党自我否定。有学者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药方的主要问题是：(1)指导思想错误。突出表现在将自己的路线、战略和政策，仅仅建立在对立统一世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中的同一性基础之上，只讲妥协、调和、一致，掩盖矛盾、分歧，放弃原则斗争。(2)发展战略不当。企图在几十年形成的严重畸形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实行所谓“加速战略”，致使畸形结构变本加厉，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食品消费品生产始终滞后，一直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3)具体政策失误。表现为急于求成、政策多变、反复无常等。

　　历史文化和民族因素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历史文化和民族因素在苏联剧变中的因素不能忽视。其一、苏共在民族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一是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民族进程等同于社会进程，人为地加速民族融合。二是未能解决好中央和地方民族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引起地方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又盲目地迁就一些地方民族的过分要求，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泛滥。其二是在对待历史问题和卸历史包袱上，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斯大林的大清洗，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不白之冤，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既削弱了自己，扩大了对立面，也授人以柄。在对待斯大林错误问题上，赫鲁晓夫很草率、不慎重。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使被压制已久的苏联报刊和社会舆论开始了对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报复性的揭露和批判，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舆论很快汇成了否定性的颠覆苏联制度的强大洪流，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其三是俄国人的历史文化性格不可忽视。在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性格中，表现出缺乏理性精神等特点，走“跳跃之路”一直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明显特点。有学者认为，埋葬苏联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苏联人民自己。大部分苏联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对所发生的一切盲目欢迎，还通过行动加以支持，全然不知道其实质，也没有意识到后果。当时的人们疲于为生计奔波，并未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权力争斗的危害。套用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瑙伊的话来说，“人们对国家未来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囤积香肠似乎更加重要”，大家欢迎改变，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商场里应有尽有，而国家仍像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关心民众福祉。

　　外部原因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是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根据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普罗科菲耶的说法，西方国家情报机关齐心协力，利用各种政治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对苏联进行渗透。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作用。